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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心游客数量永远无法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之后，现在对日本来说可能是多到难以承受了。
在日元疲软、更实惠的机票价格、新冠病毒限制放宽以及“报复性旅游”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的月游客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过度旅游现已令日本某一小镇非常头疼，当地人抱怨寻求自拍的游客的种种不良行为，之后该小镇竖起了一道屏障，挡住了富士山白雪皑皑的景色。
那么，日本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遏制过度旅游？
当某个地区吸引了太多游客，以至于当地人的生活变得不愉快时，尽管经济或其他方面有表面上的好处，过度旅游就会发生。
日本一年中最繁忙的旅游期之一于周一结束。
黄金周从4月27日持续到5月5日，恰逢多个公共假期和近乎完美的春季天气。
为了在日本最繁忙的时期应对所有国际游客，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据《日经新闻》报道，在热门寺庙城市镰仓，讲英语的导游一直在帮助引导游客，以阻止他们妨碍繁忙的火车站。
京都的传统街区祗园最近禁止游客进入私人小巷。
当地人抱怨说，喜欢拍照的游客骚扰了该市衣着整洁的艺妓，艺妓不得不提醒他们这里“不是主题公园”。
据报道，京都当局还在主要火车站安装了显示旅游区实况的屏幕，以便游客能够评估人流，更好地规划行程。
许多人来到日本山梨县风景优美的小镇富士河口湖，在试图拍摄富士山的同时，也给当地的街道造成了混乱。
当局表示，他们已经受够了过多的外国人乱扔垃圾、无视交通法规，甚至爬上办公楼屋顶寻找完美的自拍地点。
恼怒的市政官员最终用一个2.5米高的黑色屏障挡住了富士山的视线。
“很遗憾，因为一些游客不遵守规则，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一位镇官员说。
富士山的登山季节从七月份开始，使用最受欢迎路线攀登富士山的登山者将被收取2000日元（约合19.50澳元）的费用。
人数将有上限。
根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今年1月份在西部石川县发生的地震对2024年的游客人数影响甚微。
游客人数迅速回升，除澳大利亚外，韩国、台湾和香港的游客也大量涌入日本。
街头卡丁车公司在东京、冲绳和大阪为游客提供游乐设施，该公司表示，大多数游客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也有相当数量的游客来自欧洲和亚洲。
街头卡丁车公司发言人石户麻衣（Mai Ishido） 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随着访日游客的增加，对我们活动的需求[今年]也大幅上升。”
然而，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日本国家旅游局称，来自中国的游客曾占所有游客的近三分之一和游客消费的40%，目前这一水平正在缓慢恢复。
今年4月份的数据尚未公布，但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称，3月份访日游客达到30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此前的299万人次的纪录是2019年7月创下的，当年日本接待了创纪录的3190万游客。
这与疫情初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东京禁止观众观看被推迟的2021年奥运会。
上个月，日元兑美元汇率跌至三十年来的最低点，因此游客们充分利用了日元疲软的优势。
即使是澳大利亚疲软的货币在日本仍有购买力，1澳元可兑换近102日元，比一年前上涨了10%以上。
在东京著名的拉面街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大约需要1,080日元（10.60澳元），而在京都乘坐公共汽车只需230日元（2.20澳元），这两项都比澳大利亚各州府城市便宜。
随着疫情过后国际旅游恢复正常，过度旅游已然影响了巴厘岛和泰国等其他亚洲热门旅游目的地。
在发生了一系列涉及游客亵渎圣地和行为不端的事件后，巴厘岛于今年2月开始征收15澳元的新旅游税。
泰国的玛雅湾因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主演的《海滩》（The Beach）而闻名于世。
尽管早先限制了游客进入，后来又关闭了三年，但由于过度旅游，那里估计有80%的珊瑚礁死亡。
虽然有很多限制和控制游客数量的计划，但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讨厌所有的外国游客。
街头卡丁车公司的石户麻衣女士说，并不存在游客过多的问题，每个人都是受欢迎的。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快乐的笑脸来往于我们的商店，”发言人石户麻衣女士告诉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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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2024年5月8日，星期三。
今天的新闻提要：
TikTok（即国际版抖音）及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周二（5月7日）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寻求阻止拜登总统在上个月签署的强制TikTok在最长一年内从字节跳动剥离的法律。
在美国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后，拜登于4月24日签署了这项法律规定，字节跳动必须在2025年1月19日之前出售TikTok，否则将面临禁令。如果届时交易取得进展，总统可酌情再延长三个月，即最长一年的时间。
TikTok和字节跳动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提起诉讼，认为该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理由包括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该诉状称：“[美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这样的法律，将一个单一的、被指名道姓的言论平台置于永久性的、全国范围的禁令之下。”
诉状还写道，剥离“根本不可能：商业上不可能，技术上不可能，法律上也不可能......毫无疑问：该法案（其实是已经生效的法律）将迫使TikTok在2025年1月19日前关闭，对1.7亿使用该平台进行交流的美国人噤声，而这种[在TikTok平台上的]交流方式在其他地方是无法复制的”。
美国白宫和司法部拒绝就这起诉讼发表评论。白宫曾表示，希望以国家安全为由终止中国对TikTok的所有权，但不希望禁止TikTok。
与此同时，Snap和Meta等公司希望利用TikTok在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而趁机抢用户和广告。
上个月，美国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TikTok禁令案，拜登也迅速签署成为法律。
美国国会担心中国可能通过该应用程序获取美国人的数据或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但是TikTok一直否认曾经或将要共享美国用户的数据。
根据这一法律，如果TikTok无法在最后期限前完成剥离，苹果和谷歌等应用商店将要下架TikTok应用程序，互联网托管服务也将被禁止为TikTok提供支持。
TikTok和字节跳动的诉状称，TikTok已斥资20亿美元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用户的数据，并在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谈判制定的一份长达90页的《国家安全协议》草案中做出了更多承诺。
字节跳动58%的股份由全球机构投资者持有，包括贝莱德（BlackRock）、通用大西洋（General Atlantic）和苏斯克汉纳国际集团（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21%的股份由公司的中国创始人持有，21%的股份由员工持有，其中包括约7000名美国人。
该诉状还称，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不允许剥离推荐引擎[推荐算法]，而该引擎是TikTok在美国取得成功的关键”。
中国有一份技术清单，需要中国政府批准后才能出口。专家称，TikTok的推荐算法就在这份清单之列。
围绕TikTok长达四年的争斗是中美两国在互联网和技术领域持续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年4月，苹果公司称，中国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已下令将Meta的WhatsApp和Threads从其在中国的应用商店中下架。
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新法律，旨在加强执法力度，阻止毒贩分子、腐败官员和有组织犯罪分子用非法所得购买房地产，从而洗白来路不明的黑钱。
几十年来，澳大利亚在反洗钱立法方面一直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例如房地产中介、律师、会计师以及贵金属和宝石交易商都无需报告可疑交易或对客户进行“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检查。
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澳大利亚与中国、海地、马达加斯加和美国一样，都没有对“第二阶段实体”（Tranche 2 entities）进行监管。
联邦司法部长马克·德雷福斯（Mark Dreyfus）表示，改革是要减少澳大利亚可能成为洗钱天堂的风险。
金融反犯罪机构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AUSTRAC）估计，仅2020年，与中国有关的犯罪分子就通过澳大利亚房地产洗钱10亿澳元。
德雷福斯部长补充道：“这些改革对于支持执法伙伴打击跨国、严重和有组织犯罪以及保护澳大利亚人至关重要。”
昨天（5月7日），维州政府推出了2024-25财年预算案。
一些引人关注的内容包括：维州公立学校每个学生会得到400澳元教育补贴，惠及70万个家庭；机场铁路线因为经费不足而遭延误；政府计划拨款数十亿澳元用于升级主要医院。
以下四张图让你对该预算案一目了然：
由于新冠疫情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支出，维州债务在过去几年急剧上升，预计将增至1562亿澳元。
到2027-28财年，预计将进一步增加至1878亿澳元。
政府试图通过减少项目支出来减少财政赤字。
这意味着多个基建项目将被推迟，例如：墨尔本各地的平交道口拆除项目、西门隧道、地铁隧道以及市郊铁路环线的早期工程等。
预算预计，年度基础设施支出将在下一财年达到233亿澳元的峰值，并在2027-28年逐渐减少至156亿澳元。
从政府花销分析来看，医疗支出占主导地位，占2024-25财年度预算案支出的31%。
接下来是教育，约占支出的四分之一。
其次是公共秩序和安全，包括治安、一般公共服务，包括公务员工资和交通。
澳大利亚公共政策顾问公司“SGS经济与规划”（SGS Economics and Planning）今天公布的年度幸福感（wellbeing index）指数显示，悉尼北部海滩（Northern Beaches）排名全国最高。
该指数以七项内容作为评分指标：
SGS对澳大利亚全国518个地方市政府辖区（LGA）的数据进行分析后统计出各地幸福感指数，在前十榜单中，大悉尼地区占了八个，其余两个分别是首都领地（第2）和布里斯班市（第10）。
1
北部海滩（大悉尼）
2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
3
北悉尼（大悉尼）
4
Ku-ring-gai（大悉尼）
5
Hornsby（大悉尼）
6
Lane Cove（大悉尼）
7
Mosman（大悉尼）
8
Sutherland（大悉尼）
9
悉尼市（大悉尼）
10
布里斯班市（大布里斯班）
在澳大利亚各首府城市，幸福感排名前三的市政府辖区分别是：
各首府城市（以字母顺序排列）
表现最好的市政府区域（按照综合幸福感指数确定）
大阿德莱德地区
Mitcham, Burnside, Unley
大布里斯班地区
Brisbane, Redland, Moreton Bay
大达尔文地区
Litchfield, Darwin, Palmerston
大霍巴特地区
Hobart, Kingborough, Clarence
大墨尔本地区
Melbourne, Nillumbik, Yarra
大珀斯地区
Cambridge, Perth, Cottesloe
大悉尼地区
Northern Beaches, North Sydney, Ku-ring-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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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婴儿时期被“贩卖”后，这些生在韩国并被收养的孩子们正在为他们的身份寻找答案。
彼得·默勒（Peter Møller）认为自己已经50岁了，但他无法确定。
他指着自己短发上的点点灰色说：“我可以从头发上看出自己不再是20岁了，但如果能知道自己的年龄就好了。”
彼得不知道自己过去五十年庆祝的生日是否是正确的日子，他对自己的身份也有其他疑问。
他于1974年从韩国被收养到丹麦，他现在认为这是一起非法收养。
大约13年前，当彼得第一次联系他的韩国收养机构为自己寻根时，他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对劲。
彼得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驻外记者》节目：“我的社会关系史实际上说明了两件事。”
“第一，我是个孤儿，这意味着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但我的文件也描述了我的生母。
“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些文件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可能既是孤儿，没有父母，又描述了你的生母？”
彼得说，他的收养机构霍尔特儿童服务公司也给了他两个不同的城市名称作为他的出生地，而且关于他的出生日期也有相互矛盾的信息。
如今已成为一名丹麦律师的彼得问自己：“这怎么可能呢？”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彼得也开始怀疑是否有其他被收养者也发现了类似的文件差异。
疫情大流行期间，由于有了空闲时间，他便联系了丹麦的韩国被收养人群体。
他说，有些社会关系史“就像复制粘贴的一样”，而另一些则日期不符。
还有一些情况是，被收养者被列为孤儿，但后来发现他们的父母仍然健在。
彼得说：“一切看起来都很奇怪，所以我们开始质疑‘为什么这些描述都不符合情况’。”
“我们收集了所有的故事，然后决定去韩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并提出]正式申诉......希望他们能调查此案。”
韩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过往的侵犯人权行为。该委员会同意受理这些被收养者的案件。
彼得与他人共同创建的丹麦韩国人权利组织（DKRG）最初向委员会提交了51起丹麦案例。
随后，消息不胫而走。
彼得说：“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封电子邮件，因此我们决定公开我们向该委员会的申诉，让尽可能多的被收养者参与进来。”
“我们还看到了来自美国的案例、欧洲其他地方的案例、澳大利亚的案例。”
现居首尔的彼得最终协调了来自11个国家的韩国被收养者提交的375个案例。
他说，他也不断努力从收养机构霍尔特那里获得有关自己案例的信息，但一无所获。
他说：“当然，我想大多数被收养者都会尊重出生家庭不与我们联系的意愿......我们实际上质疑的是，我们的私人隐私信息是否可以成为收养机构的私有财产。”
“了解自己的真实身份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让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我们是成年人，我们有权知道。”
自71年前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约有20万名儿童从韩国被收养到世界各地的家庭。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孤儿院里收容了数以千计的战争孤儿和外国士兵所生的婴儿。
韩国领导人将此视为一个社会福利问题，因此将这些儿童送往国外。
1955年，一对来自美国的基督徒夫妇哈里·霍尔特（Harry Holt）和贝莎·霍尔特（Bertha Holt）收养了八名婴儿，此后，世界对收养韩国婴儿的兴趣骤增。
随后，霍尔特夫妇成立了韩国最大的收养机构，并不断登上头条新闻。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更多的收养机构相继成立，国际收养成为他们一项利润丰厚的业务。
与此同时，韩国几乎没有社会福利支持：未婚母亲羞愧下交出新生儿，贫困家庭别无选择。
还有证据表明，一些孩子是被偷走的。
韩国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1985年是收养儿童的高峰期，当时有8837名儿童被送往国外，平均每天24名。
转折点出现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注：当时首尔称为汉城）期间，当时全世界的媒体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将婴儿描述为韩国的“主要出口产品”。
从那以后，海外收养韩国婴儿数量逐年下降。2022年，142名韩国儿童被海外收养。
长大成人后，许多被收养者对韩国产生了向往之情，于是踏上了回国之路。
他们想与一个自己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国家建立联系。
并不是每个韩国被收养者都想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很多人会这样做。
1982年，玛丽·鲍尔斯（Mary Bowers）在婴儿时期被收养到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
出于对韩国生活的好奇，她于2020年搬到了首尔。
现年42岁的玛丽说：“绝对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
“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建立了很多联系，感觉非常好。
“但也有一些日子，我只能平躺在地上，无法呼吸，无法动弹，什么都处理不了。”
玛丽说，她的养父母被告知她的生母是一位单身母亲，因为太穷而无法抚养她。
然而，玛丽搬到首尔后，去东方社会福利会收养机构查看她的档案时，却发现了“相互矛盾的信息”。
“我的养父母以为他们[收养孩子]是在做利他的事情，但他们得到的说法完全是假的，”她说。
“美国移民要求的所有文件都将我归类为孤儿，[没有]我父母的记录。
“但在同一份文件的英文翻译中，有两个人被认定为我的父母......我母亲也有两个不同的名字。一切都说不通。”
玛丽说，在过去几年里，她曾多次回到东方社会福利会试图澄清这些差异，但从未得到任何解释。
她说，工作人员最终告诉她，他们曾试图联系她的生母，但没有成功，她的案件现已结案。
“现在我才意识到，我的文件中列出了我母亲的两个名字，他们联系了谁？我不知道，”玛丽说。
“或者说，如果我被列为孤儿，那还有什么父母可以寄信去呢？
“我要求他们提供寄信的证据，但他们不给我任何收据，我要求他们提供经过编辑的收据，他们也不给我编辑过的收据，一切都无从证实。”
玛丽在首尔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但她一直在为自己身份的困惑而苦恼。
当她听说彼得·默勒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投诉案件时，她知道自己也必须提交自己的故事。
她加入了一个名为“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AUSKRG）的组织，这是一个由通过东方社会福利会被收养的美国和澳大利亚人士组成的团体。
“找到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让我的经历得到验证，就好像‘等等，这也发生在我身上’，”玛丽说。
“你并没有失去理智。你没有发疯。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让我感到更加自信和有理智。”
在听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接受了丹麦的案例并愿意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案例后，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于2022年底成立。
距离委员会规定的最后期限只有三周时，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提交了16个案例，此后又收集了更多案例。
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在提交案例时说：“虽然每个案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出现的令人警惕的模式让我们相信，我们发现的问题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的。
“早就应该开展调查，揭露过去和现在收养行为中的真相和伦理。”
几十年来，共有3,600名被收养者送往了澳大利亚。
从韩国被收养到澳大利亚的蔡（Chae）就是将其案件提交给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成员之一。
蔡的收养档案中列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他是单亲母亲所生；另一种说法是他的母亲已婚，但在婚外情中怀孕，迫于压力放弃了孩子。
蔡说：“当你试图了解自己从哪里来，试图找到自己的家人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线索让你很难调和。”
2023年，当蔡前往首尔寻找他的亲生父母时，他走进了他的收养机构东方社会福利会，试图查看他的档案。
他说，工作人员把一个装有他的文件的大文件夹拿到办公室里，但有一半内容都不允许他看。
他说：“这让我很沮丧，也很难堪，当我试图向东方社会福利会澄清事情时，我带着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离开了。”
现年33岁的他渴望得到答案。
他说：“在我作为一名被收养者的生活中，我一直苦苦挣扎于自己的身份。”
"身份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通过调和我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幸福感和归属感。”
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交案件的被收养者对调查工作寄予厚望，希望能找到韩国收养历史背后的真相。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跨国收养小组的首席调查员艾米·郑（Amy Jung）说，她和她的同事们对此深有体会。
“我们目前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我们并不介意这种压力，”她说。“这促使我们更有责任感，并以最谨慎的态度开展调查。”
郑女士说，到目前为止，由于“包括媒体在内的外部影响”，韩国的四家收养机构“别无选择，只能与她的团队合作”。
“尽管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某些要求有些犹豫，但他们还是愿意与我们合作，”她说。
“我们的调查人员进入收养机构的档案室亲自查找记录，我们检查了他们的文件归档系统和存储方式，并逐页扫描并存储了申请人的文件。”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在明年之前提交调查结果。
郑女士说：“调查结束后，结果将显示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人权是否受到侵犯。
“我们将向可能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或收养机构提出建议。”
提交了自己案例的被收养人希望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也能关注这些钱。
玛丽说：“我想，也许在朝鲜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人们可能出于人道主义需要为孩子们寻找家庭。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养机构发现人们愿意花大价钱收养孩子。
“我们几乎是为卖掉牟利的。”
海伦·罗（Helen Noh）是一名退休的社会工作教授，曾在1981年受雇于霍尔特儿童服务机构，担任了一年的社会工作者，她也认为其中存在着利益驱动。
罗教授说：“在我工作的时候，[收养家庭]为一个孩子支付3000美元（约合4609澳元）。
“对于像我这样的社工来说，这比一年的工资还多，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收养应该以孩子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但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这样，而是以收养机构的利益为出发点。”
罗教授在霍尔特的工作是为这些儿童与西方家庭牵线搭桥，她说当时她真的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别人。
在随后的几年里，当她开始对韩国的跨国收养做法进行学术研究时，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我开始更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研究得越多，我看到的问题就越多，”罗教授说。
“母亲被逼迫将孩子送人收养，有时亲戚、祖父母、伯伯、婶婶会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就将孩子送人收养。
“收养机构会拜访医院或妇产医院，留下名片并告诉他们‘如果你有某个孩子的家庭可能有问题，请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收养机构也会为了一个孩子交给这些医院和妇产医院一些钱。
“据我们所知，在很多案例中，孩子的父母或祖父母被告知，当孩子出国后，他们会定期收到照片和信件，当孩子长大后，他们就会回来。
“但一旦孩子走了，[收养机构]就拒绝与他们交谈了。”
《驻外记者》节目多次要求采访霍尔特儿童服务机构和东方社会福利会，并向两家机构分别发送了一份详细的问题清单，但均未得到答复。
在一份书面声明中，韩国政府表示正在等待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但指出了近年来取得的进展。
声明说：“除了对过去案件的调查之外，韩国还继续努力加强在收养方面的国家责任，并一直在为批准《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海牙公约》做准备。”
“韩国认为，必须坚持儿童应在其家庭和原籍国得到最佳保护的原则。”
《海牙公约》是一项国际条约，规定跨国收养是最后的手段。
任何案件都将由政府根据国际标准进行管理，而不是通过私人收养机构。
被收养者权益倡导者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但表示他们将密切关注该公约是否得到遵守和执行。
他们还希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建议能带来更多改变。
玛丽说：“我希望看到对所发生事件的历史性承认、政府的正式道歉以及对所发生事件的某种补偿。”
彼得说，他希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将“导致停止从韩国收养儿童”。
他说道歉“太容易了”，相反，他希望得到答案和真相。
彼得还说，他对非常同情养父母感，认为他们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我的养母非常抱歉，有一天她对我说：‘彼得，我想说对不起，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他说。
“我说，‘你当然不知情。这不是你的错。这是贪婪的人为了钱而做的’。
“很多很多人问我，‘你在丹麦生活得很好，为什么不忘掉这些事情呢？’我想，我是在丹麦生活得很好，但生活得好与侵犯人权和买卖儿童是两件事。”
蔡说，他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密切关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他说：“我个人希望澳大利亚对跨国收养进行调查。
“不仅是韩国，还有其他来源国，它们也有侵犯人权或类似做法的嫌疑。
“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开始调查以来，[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对跨国收养进行独立调查，我很希望看到澳大利亚政府也能做些什么。”
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于说，它将“静观委员会的建议，但我们希望澳大利亚政府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
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它“意识到人们越来越关注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的时间范围内发生的以前从大韩民国收养儿童事件的合法性”。
社会服务部的一位发言人说：“社会服务部承认，跨国收养受到非法或违法收养行为的影响，这些被收养者终生都会面临挑战。
“澳大利亚没有立即展开调查的计划，但将密切关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如果采取任何后续行动，将与各州和领地的政府密切合作。”
澳大利亚将继续为从韩国收养儿童提供便利，“如果《海牙公约》的原则和标准以及包括《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在内的相关国际义务得到遵守的话”。
对于许多来自韩国的被收养者来说，试图找到自己的根并了解自己到底是谁需要付出巨大的情感代价，他们说很少有非收养者能够真正理解这一点。
蔡说：“被收养者已经长大成人，有了亲身经历，我认为在我们展望未来时，重要的是我们要回顾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并研究如何更好地支持被收养者和他们的亲生父母。”
他说，他在被收养者群体中找到了“家”。
“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无条件的爱和支持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他们是最不可思议的人，我知道他们会一直支持我。
“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但我现在仍为自己是一名韩国被收养人而感到自豪。”
记者: Mazoe Ford
制片人: Victoria Allen, Matt Davis
照片与视频: Matt Davis 和 Phil Hemingway
网络制作: Megan Mackander
制图: Shakira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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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爆发的全美多所高校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抗议人士与警方的冲突在升级。美国各地已有1000多人被捕。
已经持续近两周的抗议活动从美国东岸的哥伦比亚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等开始，席卷全美。抗议人士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和造成的大量平民伤亡。抗议者们通过在校内搭建帐篷和营地等方式，要求所在学校从与以色列有关联的公司撤资，并呼吁加沙停火。
白宫表示，抗议活动必须保持和平。
随着抗议的持续，一些现象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一群挥舞着棍棒的人进入校园，与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发生冲突。
周三凌晨的视频显示，反对示威者的人群中大多是男性，其中许多人戴着口罩，有些人显然比学生年龄大，他们投掷物品，并试图砸碎或推倒为保护营地而竖立的屏障。
当支持巴勒斯坦抗议者试图击退袭击他们的人群时，袭击者中有人高喊支持犹太人的口号。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吉恩·布洛克（Gene Brock）表示，混乱中包括“与我们校园无关”的人，但他没有提供相关证据。
在抗议最为激烈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已有约300人被捕。
当地时间周二晚，纽约警方逮捕了数十名躲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栋大楼内的支持巴勒斯坦示威者，并拆除了抗议者的营地。
当警察介入时，站在大厅外的学生们嘲笑警察，高呼“可耻，可耻！”。
警察将数十名示威者抬上一辆公共汽车，他们的双手被绑在身后，警车闪烁的红蓝灯照亮了现场。
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和纽约警察局都表示，在最近几天的抗议活动中发现了“专业的外部煽动者”。
亚当斯说：“虽然闯入大楼的人确实包括学生，但领导者是与大学无关的个人。”
他说， 其中一个是外来煽动者“有使局势升级和制造混乱的前科”。
纽约市警察局长爱德华·卡班（Edward Caban）说，这些曾经和平的抗议活动“正被专业的外部煽动者所利用”，学生、教职员工的安全堪忧。
纽约警察局情报与反恐副局长瑞贝卡·维纳（Rebecca Weiner）说：“其中一些人多年来因其危险、破坏性以及有时与抗议相关的犯罪活动而为我们部门和其他部门所熟知。因此，这与海外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加沙战争]无关，与过去七个月[以色列-加沙战争]无关。”
自以色列-加沙战争于去年10月爆发以来，美国大学校园持续举行抗议活动。
但在过去两周，各所大学爆发了过去半年多来最激烈和广泛的抗议活动。日前，哥伦比亚的第一个抗议者营地被清场，警方逮捕了超过100名学生。这是自50多年前的越战抗议活动以来，哥大校园内首次发生大规模逮捕事件。高度紧张的气氛被点燃，其它高校也随即发生冲突和逮捕事件。
美国校园的抗议浪潮也蔓延到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等大学校园里也设立了支持巴勒斯坦的营地。抗议者呼吁结束澳大利亚大学与以色列机构的联系。
周一在国立大学发生了支持巴勒斯坦和支持以色列的抗议者之间的冲突，据报冲突中有人行纳粹礼还出现针对犹太学生的死亡威胁。
根据今年1月份生效的联邦法律规定，在公共场合行纳粹礼是违法的。
目前国立大学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该校发表声明表示，不会纵容“任何歧视性或违反澳大利亚法律或我们行为准则的言论”。
“如果违反我们的准则，我们可能会采取必要的纪律处分。”
中国官媒报道，周三（5月1日）中国南方广东省梅州梅大高速公路因暴雨导致部分路面塌陷，造成24人死亡。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三凌晨2点10分左右，出事地点为广东省梅州市和大埔县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塌陷路面长18米，面积约184.3平方米。有20辆车陷落，涉及54人，24人确认死亡，30人正在医院接受救治。
中央电视台发布的一张航拍照片显示，高速公路位于树木繁茂的半山腰，塌陷路面在公路下的山坡上撕开一个泥泞的裂口，失事车辆散落在斜坡上，有的车辆着火被焚毁。
当局派出约500人前往现场协助救援。数十辆紧急救护车和起重机聚集在现场。
这起事件是近几周来广东发生的一系列致命灾难中的最新一起。
广东近来遭受暴雨袭击，部分地区洪水爆发，其严重程度是1954年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上周，一场罕见的龙卷风还席卷了广州白云区，造成五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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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官员似乎越来越担心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可能在以加战争爆发六个月后对以色列领导人发出逮捕令。
《纽约时报》报道，以色列官员相信，国际刑事法院（ICC）可能对以国总理内坦尼亚胡等高官与哈玛斯领导人发出逮捕令。
据报，目前尚不清楚国际刑事法院将对哪些人发出逮捕令，或是基于何种罪名。
与此同时，国际刑事法院检察机关却在发给美联社的一份声明中，拒绝就此发表详细评论。
上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媒平台上笼统地提及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官员采取的行动。以色列外交部表示，该机构也在跟踪即将采取行动的报告。
内塔尼亚胡上周五（4月26日）在社媒平台X上表示，以色列“永远不会接受国际刑事法院任何破坏其固有自卫权的企图”。
“虽然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影响以色列的行动，但这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他写道。
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于十多年前，旨在解决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和其他严重罪行在国家不起诉的情况下不受惩罚的问题。 由于没有警察部队，国际刑事法院只能依靠成员国来逮捕嫌疑人。
以色列外交部周日（4月28日）晚间也表示，已向驻外使团通报法院可能下令逮捕以色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的“传言”。 该部没有透露谣言的来源。
以色列经常指责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存在偏见。 国际刑事法院不是联合国机构，但于2015年接受“巴勒斯坦国”为成员，2014年巴勒斯坦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
时任法院首席检察官于2021年宣布，她将对巴勒斯坦领土上可能发生的犯罪行为展开调查。 内塔尼亚胡曾抨击这一决定虚伪，且具有反犹主义。
国际刑事法院现任检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于去年12月访问了拉马拉和以色列，会见了巴勒斯坦官员以及在10月7日引发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中被杀害或劫持为人质的以色列人的家属。
汗称哈马斯的行为是“震惊人类良知的一些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罪行”，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
汗表示，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中，“国际人道法仍然必须适用”，并且“以色列军方知道必须适用的法律”。
国际刑事法院的124个成员国签署了2002年一项名为《罗马规约》（Rome Statute）的条约。 数十个国家没有签署，也不接受该法院对战争罪、种族灭绝和其他罪行的管辖权。 这些国家就包括以色列、美国、俄罗斯和中国。
当国家无法或不愿意起诉其领土上的犯罪行为时，国际刑事法院就会介入。 以色列辩称，它拥有一个运转良好的法院系统，而有关国家起诉的能力或意愿的争议加剧了法院与个别国家之间过去的争议。
国际刑事法院正在进行17项调查，共发出42份逮捕令，并拘留了21名嫌疑人。 法官已对10名嫌疑人定罪，并宣判4 无罪。
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和另一名检察官办公室高级工作人员实施经济和旅行制裁。 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人员当时正在调查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和情报官员是否在阿富汗可能犯有战争罪行。
拜登政府于2021年取消了这一针对国际刑事法院职员的制裁。
经过多年的起伏跌宕，塔州西北部一个拥有200年历史农场的剩余部分即将挂牌出售。
本周一（4月29日），中国亿万富翁卢先锋（Xianfeng Lu）宣布，他将出售其位于偏远的伍尔诺斯（Woolnorth）庄园内的最后一块面积9500公顷的土地。
他说：“由于预计长期牛奶供应协议即将到期，我将把我们在Woolnorth剩下的土地投放到市场，这令人失望。”
“能够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历史农业财产之一的所有者和保管人，我感到很荣幸。”
该地产上一次易手是在2016年，当时一家中国投资公司在最后一刻的竞标中击败了澳大利亚公司，最终以2.8亿澳元成功获购。
那次出售曾需要得到时任财长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领导的外国投资审批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的批准。
在2016年出售时，这个农场曾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乳制品企业，占地143,500公顷，奶牛总数为17,890头。
此前有消息称，由于一系列无法解决的商业因素，新西兰乳制品巨头恒天然（Fonterra） 在今年2月取消了与卢先锋先生的公司梵帝乳制品有限公司（Van Dairy Limited ，VDL）年产量2500万升牛奶的合同。
消息发布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获悉，卢先锋先生屠宰了约700头奶牛。
最初，卢先锋先生等人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将数百万升塔州新鲜牛奶空运到宁波、上海、杭州和北京的中国消费者手中。但未能成功实现。
上个月，“鼎值资产管理”（Prime Value Asset Management）公司旗下的乳制品部门鼎值乳业（Prime Dair）以1500万澳元买下了位于塔州西北部的伍尔诺斯（Woolnorth）庄园内的占地700公顷的奶牛场。
新州消防和救援部门表示，该州北部Casino小镇上的两家店铺4月29日凌晨被大火烧毁。这其中就包括一家中餐馆和一个自助洗衣店。
当天凌晨2点30分左右，消防员接到通知前往镇中心的沃克街（Walker Street），发现一家自助洗衣店和中餐馆火势“严重”。
代理消防队长理查德·吉布（Richard Gibb） 表示，七辆消防车和大约20名消防员连夜努力控制火势。万幸的是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昨天凌晨5点30分左右，火势得到控制，并已完全扑灭。
消防队员和警察正在共同努力找出这一火灾的原因。
澳大利亚国家女性安全研究组织（Nation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for Women's Safety，ANROWS）的最新数据显示，七人中就有一人正在使用科技平台对同事进行性骚扰。
在全国范围内的3000多人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男性使用工作电邮、社媒和手机短信骚扰同事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三倍多。
调查发现在承认使用科技对同事进行性骚扰的人中，超过四分之一表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吓唬或羞辱受害者，而不是出于想与他们发生性关系。
年轻人和女性面临此类性骚扰的风险最高。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ABS）的数据，26%的女性在工作中遭受过性骚扰，其中57%的女性是经由网络受到这些性骚扰的。
《消除对妇女及其儿童暴力行为国家计划》（National Plan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旨在聚焦减少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
政府的这一计划希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结束这一现象，但没有具体说明何时实现目标的更详细的时间表。
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犯罪学副教授和首席研究员阿舍·弗林（Asher Flynn）发现，受害者觉得自己无法逃脱这种骚扰。
他说，每七人中有一人，这是一个相当不同寻常的数字，但鉴于大约三分之一的人经历过某种类型的性骚扰，很可能还有更多的人参与这种类型的虐待。
澳大利亚国家女性安全研究组织首席执行官泰莎·博伊德-凯恩 （Tessa Boyd-Caine） 表示，有关部门还不了解技术助长的工作场所性骚扰具体是什么样的，因此尚没有形成政策、程序和文化来改变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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