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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訓練中國軍方機師】歸化澳洲退役美軍 明起就引渡美國聆訊
想成為網絡“間諜”嗎？說真的，澳洲情報機構招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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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前特工在《四角方圆》（Four Corners）的调查中揭露了中国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部门的内部运作，以及该部门如何追捕在海外——包括澳大利亚——的持不同政见者，这引发了有关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严峻问题。
这是中国情报机构中最可怕、最强大的一个部门——秘密警察人员的首次公开发声。
调查还发现，该部门去年在澳大利亚领土上开展了一次特工行动，以及一名澳大利亚居民于2019年秘密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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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特工名叫埃里克（Eric），曾在2008年至2023年初期间在中国国家警察和安全机构——公安部的一个部门担任卧底。
这个部门被称为政治安全保卫局，简称一局。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镇压工具之一，在全球范围开展行动，对批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习近平主席的人士进行监视、绑架和噤声。
“这是中国政府最黑暗的部门，”埃里克说。
“在处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时，他们可以表现得好像这些人不受法律保护一样。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
出于对这位38岁人士的安全考量，《四角方圆》节目决定不公布埃里克的全名及其秘密警察联络人的身份。
埃里克逃离了中国，于去年抵达澳大利亚，并向澳大利亚国内间谍机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SIO） 透露了自己的过往。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拒绝对此事置评。
埃里克向《四角方圆》透露了中国是如何收集那些被视为国家敌人者的情报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中国为了让这些人回国接受起诉而采取的策略。
他的上司给他的任务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捕持不同政见者，有时使用精心设计的伪装身份——一次是作为一名房地产高管，另一次是作为一名反共自由斗士——试图获得他们的信任，并将他们引诱到那些可以被绑架并遣送回中国的国家。
《四角方圆》看了数百份秘密文件和信件，这些文件和信件证实了埃里克的说法，即他的任务和目标涉及中国、印度、柬埔寨、泰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2023年，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突袭了悉尼某处，破获了一起针对澳大利亚居民的中国特工活动。
该活动针对的人士之一是尹科（Edwin Yin），一名政治活动人士，他在网络上的一些视频矛头直指习主席和他的女儿。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在这次突袭后和尹先生有过交谈。
“他们告诉我......他们在一次行动当中，捣毁了一个在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他说。
“然后获得了一些材料， 这些材料都是中共在澳大利亚通过这个情报机构在找我的踪迹。”
据《四角方圆》了解，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2021年，尹先生在墨尔本遭到袭击，导致鼻骨骨折。尹先生认为，袭击他的两名男子以及拍摄他的第三名男子是中国政府特工。
“我觉得我在澳洲并不安全，”他说。
埃里克在2018年被要求诱导在澳大利亚的尹科到东南亚。
埃里克告诉《四角方圆》，他毫不怀疑中国秘密特工目前在澳大利亚活动，而且他们依赖于一个由支持组织和企业组成的网络。
“在相应的区域需要有一个支持系统，这样当秘密特工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能够获得一定的支持，”他说。
“他们在澳洲肯定已经有了一个支持的一个系统。”
中国表示，由于尹先生被指控犯有多项金融诈骗罪，中国正在寻求将其遣返。《四角方圆》采访了据称是尹先生的一名受害者，她坚称这些罪行确有其事。
尹先生说他是被陷害的。
反间谍专家说，“政治安全”是中国庞大的间谍特工网络最关心的部分。
霍尔登·特里普利特（Holden Triplett）曾领导美国联邦调查局驻北京办事处，因此经常与中国公安部打交道。
“公安部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警察部门......但在我看来，他们绝非如此，”他说。
“他们的工作是保护党的地位......当我说地位时，我指的是控制......党必须保持控制。”
在习近平的统治下，这种控制变得更加严格。自从习近平于2012年成为中国领导人以来，他重新调整了中国的安全情报部门，加强了党对海外华人的控制。
特里普利特先生说：“现在他们大量参与世界事务，他们需要来自各种地方的资源。”
“因此，中国国内或海外华人中的任何人......只要可能威胁到党的控制......就是他们要调查、反对并在必要时加以破坏的对象。”
公安部与中国国家安全的其他部门合作，其中包括中国的对外特工机构国安部，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外影响的主要部门统战部。
统战部的任务是增强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几乎所有有大量华人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都有与统战部相关的社区团体。
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师的彼得·马蒂斯（Peter Mattis）说：“统战工作是藏蛇的长草。”
“公安部就是其中一些蛇。”
自2014年以来，习近平利用其反腐运动“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将超过1.2万名所谓的逃犯遣返回中国。许多人是在当地政府不知情或未经其许可的情况下通过秘密行动被遣返的。
作为“猎狐行动”的一部分，2014年，两名中国警察秘密进入澳大利亚，追捕并遣返了一名墨尔本公交车司机。次年，此事被公之于众，引发了一场重大外交事件，中国政府承诺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2019年，中国官员再次来到澳大利亚，带着一名59岁的澳大利亚居民返回中国。
“公安部派官员......到澳大利亚与一名女性进行所谓的谈心，然后劝说她回去，”人权非政府组织 “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活动主管劳拉·哈斯（Laura Harth）说。
“他们利用（澳大利亚）中国总领事馆和大使馆来帮助他们。”
《四角方圆》已经证实，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确实批准了2019年的访问，但中国官员没有遵守商定的协议，这名妇女在未经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批准的情况下被他们送回了中国。
上个月，“保护卫士”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记录了280多起外国公民和居民被遣返回中国的案件。这些人被指称涉嫌经济犯罪。
根据这份依靠中国官媒撰写的报告，在2014年至2023年期间，至少有16人成功从澳大利亚被法外遣返，其中四起发生在去年。
哈斯女士说：“这些成功的行动——甚至是那些没有成功的行动试验，明显侵犯了澳大利亚的主权。”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AFP）的一位女发言人说：“AFP绝不会支持或协助外国机构来澳大利亚恐吓或强迫外国公民回国。”
她说：“根据澳大利亚法律，这是犯罪行为。”
“外国政府或代表外国政府行事的人威胁多元语言文化社区或澳大利亚境内的其他任何人都是犯罪行为。这包括骚扰、监视、恐吓和其他强制措施。”
澳大利亚政府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抵御外国恶意干扰是“重中之重”。
“澳大利亚的执法和情报机构评估、调查、破坏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起诉外国干涉行为。”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局（AFP）领导的反外国干涉工作组正在积极调查一系列外国干涉案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稍后请在澳大利亚公司新闻中阅读有关埃里克故事的更多内容。敬请观看《四角方圆： 无情追捕》澳东时间今晚20:30在ABC TV和ABC iview频道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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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set to benefit from Australia's improve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我今天穿的够恶心吗？”24岁的中国白领杨梦宇在微信朋友圈调侃自己当天的穿搭照片。
这是一股正在中国都市年轻人中流行的风潮，被称为“恶心穿搭”。
在社交媒体上，类似小品《红高粱模特队》中的“大棉袄，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的劳动人民造型正在大量涌现。
#上班恶心穿搭#这一话题在抖音收获了6.3亿的播放量，在微博累计近2亿次阅读。在年轻人分享生活方式的小红书上，该话题也获得了近4.5千万次浏览。
杨梦宇最先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股风潮，然后她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在实践“恶心穿搭”的生活方式了。
“看到有人发自己恶心穿搭，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穿的非常恶心，然后就注意到了，”她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
“平时上班就是八点半起，就是有什么穿什么就走了。”
“因为[我]本身就足够懒，所以可以坚持那个恶心穿搭，每天随随意意的去上班 。”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一些年轻人权衡了较高的工作压力和与之无法匹配的收入水平，开始用穿着来表达对加班文化和隐性规则的抵触。
其实，所谓的“恶心穿搭”并非刻意穿着恶心，而是没有精心打扮的感觉。这些年轻人不再纠结出入职场时的美丑，无所谓穿上“压箱底”的丑衣服和旧衣服。
该话题的迅速流行源自一位抖音用户的视频分享。
她分享了自己因为在工作服下面穿肉色绒裤配加绒板鞋，被老板斥责“穿得太恶心”，得到了超过230万次互动。
此后，“上班恶心穿搭”一词迅速走红。
“可能在我们恶心穿搭之前，都没有恶心穿搭这个[概念]，”杨梦宇说，实践的秘诀在于心态要稳。
“穿的越恶心， 心态越舒适…… 现代年轻人更注重舒服的自我感受，把老板和别人的感受放在第二位。
“只要足够懒和随意就能一直穿得恶心，”她说。
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中国语言和文化讲师钱丰齐博士认为，“与其说是一种潮流，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她认为可以从几个不同维度来理解这种态度。
“中国的Z世代越来越重视个人感受”，钱博士说。“与老一代相比，他们更注重方便性和舒适性。
“工作的节奏、强度和压力使年轻的专业人士更关注工作本身，而不是工作着装。”
“恶心穿搭”反映出许多年轻人在初入职场后体会到的现实与理想的落差。
由于中国职场长期盛行的“996”加班文化，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一些年轻人倍感疲倦，失去了打造美好个人形象的动力。
他们认为，即使换工作，也只不过是在不同的企业体验相同的文化。
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当下，曾经拥有高薪职位的年轻人，也难以应对降薪甚至裁员的考验。
钱博士认为，在像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许多年轻人在工作时依然精心装扮，他们的服装和配饰有时候甚至价格不菲。
“可能他们有些人上班的话就是会刻意打扮自己，可能是那份工作对他们来说就是很有吸引力，很热爱，” 24岁的靳雅晴告诉ABC。
“像我们这样不热爱工作，然后对我来说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靳雅晴目前在东部省份山东的一家报社实习。她说，身边同龄人普遍抱以类似的心态，尤其是经常需要加班的白领人士。
“基本上我每个上班的朋友都会这么穿，互相都习惯了，朋友之间会互相调侃一句，‘你今天穿的真恶心’，”靳雅晴笑着说。
“上班本来就很累，就有什么穿什么了…… 现在这样一点也不累，十分钟就能出门，”她说。
在社交媒体上，参与这一话题的人群以年轻女性居多。她们吐槽了被期待在办公室中展现更精致的外形，成为了这场风潮背后的主力。
今年25岁的沈静怡在中国南部广州一家出版机构工作。她说，这是中国女性对不同性别的职场形象要求表达不满。
“大家下意识觉得，男的穿的邋遢没什么，因为是男的，”沈静怡说
“像我以前的男领导，天天穿人字拖去上班，但他不觉得自己穿的‘恶心’，说他就是把公司当家。
“但[精致]穿搭对于大多数[职场女性]来说太不现实了。就好像我不可能每天12点睡，然后6点起来打扮，对吧？”
钱丰齐博士说，这种 “雇主对年轻人和女性的苛刻要求”，在这一代中国年轻人中引发了“叛逆心理”。
“我们需要了解老一辈男性主导的高管与年轻女性专业人士之间的紧张关系，” 她说。
“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说，她们通常被期望表现得像一位‘淑女’。
“这种紧张关系引起了年轻人，尤其是女性的反抗情绪，她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发泄压力和沮丧。”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分享“恶心穿搭”的用户表示，明知道是去上班但依然胡乱搭配衣服，让疲惫不堪的他们可以得到片刻的释放。
“社会对女性打扮上的期望值会高一点，所以有点时候哪怕穿的差不多，但是可能对男性来说就没有这么恶心，”沈静怡说。
“恶心穿搭15分钟出门，精致穿搭1小时出门。多睡的那45分钟就是最大的不同。”
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2024年5月6日，星期一。
今天的新闻提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5月5日）抵达巴黎开始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也开启了欧洲三国（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之行。与习近平同行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和外长王毅。
习近平在巴黎奥利机场受到了法国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的迎接，与此同时也遭到西藏和维吾尔人团体的抗议，他们要求法国向中国施压。
周六，自由西藏活动人士在巴黎凯旋门下展开横幅，并在习近平专机降落的同一时间举行抗议活动。
习近平抵达巴黎后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法关系是“国际社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60年来，中法关系始终走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前列。
出访之际，习近平还在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发表题为《传承中法建交精神 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的署名文章，称中国欢迎更多高质量法国农产品、化妆品进入中国市场，欢迎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赴华投资兴业，已经全面放开制造业准入，将加快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准入。中国还给予法国等多个国家普通公民15天免签政策，制定了便利外籍人员在华旅游、支付的新举措。
华盛顿将密切关注习近平此行，以防欧洲减弱对传统的欧美同盟的支持，与此同时，欧洲对于美国未来对欧盟的支持也感到越来越不确定。
新冠疫情后，习近平似乎决心重建和深化与欧洲领导人的关系。然而此时的中欧关系受到各种问题困扰，包括中国补贴电动汽车、欧洲各国声称的中国间谍问题、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经济等。
但欧洲和中国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据估计，欧盟和中国每天的贸易额达23亿欧元。
欧盟27个成员国，尤其是法国和德国，在对华态度上存在分歧。
中国是德国主要汽车制造商的重要出口市场，一些法国政府官员私下表示，担心德国会试图破坏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的调查，分析也认为，在贸易问题上，法国和欧盟比得过更愿意对中国施压。
法国将寻求在向中国农产品出口开放市场方面取得进展，并解决法国化妆品行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担忧。
熟悉谈判情况的人士说，中国可能会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宣布订购约50架空客飞机。
法国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的调查，1月，中国政府对主要由法国制造的白兰地进口展开调查，此举被广泛视为对欧盟调查的针锋相对的报复。
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法国《论坛报》（La Tribune）采访时说：“我们希望实现交流互惠，并将我们的经济安全因素考虑在内。”
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还将与马克龙一起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预计后者将与马克龙一道推动与中国更公平的贸易政策，并推动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促使俄罗斯结束乌克兰战争。
随后，习近平将前往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都被视为对华友好国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也有大量来自中国的投资。
韩国外交部周六（5月4日）宣布，中日韩正就本月下旬举行的三国领导人会议进行最终协调，日程安排可能在不久后公布。
韩联社引述韩国外交部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预计韩国总统尹锡悦、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都有望出席此次峰会。
日本媒体前一天也报道，中日韩峰会于5月26日至27日在首尔举行几成定局。不过，中国外交部没有确认具体日期。
去年9月，中日韩三国的高级外交官都同意，三国领导人将在“方便的时间尽早”会面。
当时，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也表示，三个国家都需要“尽快”重启包括峰会在内的高层会谈。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年度峰会的提议最早是由韩国于2004年提出的。不过，首次单独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则是于2008年12月13日在日本福冈举行，之后多年的年度领袖会谈讨论过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亚洲统一货币亚元等敏感议题。
2013年及2014年，由于三国之间领土争端恶化，峰会中断两年，直到2015年11月1日才再度恢复。
上一次峰会于2019年12月在中国成都召开，之后因疫情等原因一直停摆至今。
据西澳州警方称，周六珀斯南郊威利顿（Willetton）的五金连锁店Bunnings停车场发生一名16岁的少年持刀捅伤另一名男子的事件。这名少年在持刀伤了人之后“冲向”警察，遭一名员警击毙。
警方确认，这名少年曾经接触过网络极端主义。
这是继悉尼教堂伤人事件后，时隔不到两周，澳大利亚再次发生接触网络极端主义的少年持刀伤人事件。
西澳州警察局长科尔·布兰奇（Col Blanch）告诉记者，警方周六晚上接到持刀男子的电话，自称将实施“暴力行为”，但并未透露姓名或地点。
数分钟后，警方接到另一通报警电话，说在威利顿一处停车场有一名男子持刀狂奔。
布兰奇说，警方到达现场后，随身摄影机的影像显示，这名少年未依警方要求放下手中的刀子。
他说，警察试图用泰瑟电击枪（Taser）将他制伏，但“两发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名少年随后“冲向”警察，遭一名员警击毙。
布兰奇局长说这一伤人事件具有恐怖袭击的所有特征，但他没有给这起事件贴上恐怖袭击的标签。
据介绍，这名珀斯少年在案发前正在参加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的干预计划。该计划由联邦政府资助，由各州和领地政府实施，旨在识别面临激进暴力风险的个人，并提供服务来降低这种风险。
他加入该计划时年仅14岁，是西澳州为数不多的参与者之一。
周六的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澳大利亚年轻人在网络激进主义面前有多脆弱，以及当局实施的预防计划是否足以避免进一步的伤亡。
西澳大学（University of WA）穆斯林国家和社会中心主任萨米娜·亚斯明 (Samina Yasmeen) 表示，青少年倾向于在15岁至19岁之间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自我与他人”的观念。
她说，那些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特别容易受到社交媒体上有害言论的影响。
“可悲的是，至少有一小部分年轻人……陷入了这种负面信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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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仍在更新中，敬请关注。
据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官微消息，中国驻新使馆发言人就新方近期涉华言论发表谈话。
中新都高度重视两国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长期保持积极互惠、健康稳定发展。建交50多年来，特别是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年来，两国坚持相互尊重、彼此包容、聚焦合作、造福人民，携手推动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均取得长足进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好处。两国高层交往保持积极势头，即使是在疫情期间也未间断；务实合作特别是经贸合作迅猛发展；人文交流成为双边关系重要支柱；两国也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长期保持沟通合作。
诚然，中新两国国情、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社会制度不同，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两国既没有历史恩怨，也没有现实利益冲突，双方的共识和共同利益远超分歧。虽然国际环境和两国各自国内都发生重要变化，但中方认为两国利益互补的本质以及良好的合作意愿依然是双边关系的主流。对中方来讲，我们对发展中新关系的承诺是明确的、坚定的，愿继续视新西兰为好朋友和重要合作伙伴。对于双方之间的分歧，中方愿继续与新方通过建设性对话妥善处理，而不是搞“麦克风外交”。两国关系迄今取得的进展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值得双方共同珍惜。两国关系要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同样不取决于中方一方，同样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希望并相信新方可以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保持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继续造福两国人民一道做出努力。
台湾问题、涉港、涉疆、涉藏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如今的世界已进入推动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有人还抱着过去时代的旧梦对中国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只会以失败告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没有人比中国更关心台海局势和平稳定，我们会继续尽最大努力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台湾当局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不断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大搞“台独”分裂活动，这是对和平统一的最大破坏，也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中方希望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继续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而非相反。
当前中国新疆和西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各民族各项权利得到有力保障，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成就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有目共睹。但有些人对此视而不见，打着人权幌子污蔑或抹黑中国新疆、西藏的人权状况，甚至企图利用这些问题破坏中国社会发展稳定甚至是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奉劝这些人尊重事实，放下偏见，停止以人权之名行损害中国的主权以及中国人民人权之实。
香港早已回归祖国，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国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香港稳定繁荣的决心坚定不移，捍卫中国主权和安全的决心坚定不移。制定香港国安法、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进一步健全了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香港正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各方对此有目共睹，有关措施和立法得到香港市民热烈拥护，也符合各方利益。
南海本无事，别有用心者自扰之。一直以来，南海航行自由没有任何问题，中方一贯尊重并支持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近期菲方倚仗外部力量的支持，背信弃义、一再挑衅，这是导致海上局势紧张的根源。关于海上争端，中方一直保持高度克制，主张本着睦邻友好精神，尊重历史和法理事实，寻求各自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希望域外国家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不挑事生非、选边站队，停止利用涉海问题挑拨地区国家关系、制造阵营对抗。
中国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者之一，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主张各国通过对话与合作共同应对。同时，网络攻击溯源问题高度复杂敏感，在调查和定性网络事件时，应有充分客观证据，而不是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污蔑抹黑他国，更不应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中方同太平洋岛国有着长期的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关系。中方在“四个尊重”基础上，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岛国提供力所能及的真诚援助，目的是帮助岛国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等突出挑战、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在南太没有不可告人的议程，更没有任何地缘军事目的，无意同任何国家开展地缘竞争。同时，我们不接受别国毫无根据的指责，反对别国干扰破坏中方与岛国的正常合作。我们并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各方保持沟通、开展合作，共同回应岛国发展诉求。
与一些国家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火上浇油、挑动对立与冲突的做法不同，中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一贯采取负责任、有担当的态度，坚持劝和促谈立场，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以各国共同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主张各国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与争端。面对复杂国际局势和全球共同挑战，中方提出三大全球倡议，深刻阐述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发出了新时代聚焦发展、重振合作的时代强音；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共赢思维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挑战，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中国的立场得到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普遍认可和支持。中方希望新方摒弃偏见，秉持正确对华认知，同中方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
今年是中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成功访新，两国并期待年内进一步高层交往。中方期待与新方共同努力，确保高层交往取得成功，共同打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升级版，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中方期待新方与中方一道为此做出自身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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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
最新皮尤民调显示，将中国视为敌人的美国人比例达到历年最高。年长的美国人比年轻的美国人更可能视中国为敌人。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今年四月调查了3600名成年美国人，这些受访者在性别、种族、民族、党派、教育程度等类别上符合美国成人人口的比例。
调查发现，81%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评价，包括43%的美国人对中国持非常负面评价，只有16%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评价。
这已是连续五年来，约八成美国人表示对中国持负面评价。
超过七成（7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近年来日益强劲。另有超过六成（61%）的美国人对中国与邻国的领土纷争有些担忧。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美关系专家马钊教授表示，美国民众对中国总体负面评价居高不下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
“比如中美之间在台海问题、俄乌战争问题等政策领域的分歧十分明显，中美的科技竞争与贸易摩擦，疫情期间中美两国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成断崖下跌等。
“以上因素相互影响，生成叠加的负面效力，又加上缺乏必要的止损措施，负面评价居高不下也就可以理解了，”马钊教授指出。
根据这份最新民调结果，党派、年龄、教育程度和对美国经济的态度都影响到民众对中国的态度。
共和党员及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比民主党员及倾向民主党的独立人士对中国的看法更为负面（90% 比77%）。而保守派共和党员对中国尤其持批评态度。
年长的美国人对中国更持批评态度。61%的65岁及以上受访者对中国持非常负面评价，而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仅有27%对中国持非常负面评价。65岁及以上美国人视中国为美国敌人的比例是18-29岁美国人的两倍多。相比之下，年轻的美国人则更多视中国为竞争者和伙伴。
教育程度更高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更为负面。受过四年大学教育的美国人中，87%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中78%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此外，超过八成（84%）认为美国经济糟糕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评价，包括48%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持非常负面评价。但认为美国经济良好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大幅降到75%。
马钊教授认为，这些人群对华更持批评态度背后受到美国政治和经济议题的双重推动。
“共和党内的‘反华’声音，一方面带有强烈的冷战情节，此时的中国已经成为某些人眼中冷战时期的‘邪恶帝国’苏联。
“相比之下经济议题背后反映出，美国制造业和蓝领工人对中美经济竞争的忧虑，这一点也将会成为此次美国大选的重要看点。”
皮尤民调还显示，7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近年来日益强劲。这一比例比两年前的66%有显著增长。
其中，50岁及以上的美国男性中有八成认为中国影响力在上升，同年龄段美国女性和年轻美国男性持此观点的比例分别为71%和72%。而年龄在18-49岁的美国女性只有63%认为中国影响力在上升。
与此同时，担忧中国与邻国领土纷争的美国人从2015年皮尤民调的72%降到了今年的61%。约1/4（24%）的美国人不太担忧或完全不担忧中国与邻国的领土纷争，另有14%的美国人表示对此不太确定。
马钊教授指出，这一落差是由于中美矛盾的焦点转移造成的。
“2015年南海问题首当其冲，是当时的中美矛盾的重要焦点。目前看来，中美之间的交锋焦点已经转向诸如经贸关系、俄乌战争、数据安全等领域。”
最新皮尤民调显示，约八成（79%）的美国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缺乏信心或毫无信心。只有9%的美国人表示对习近平有信心或充满信心。另外10%受访者表示从未听说过习近平。
近半数美国人（49%）将限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列为美国长期外交政策目标之首。另有42%受访者认为应该给予一些优先考虑。
将中国视为敌人的美国人比例达到皮尤民调设此问题以来的最高峰42%，但还是不敌半数美国人（50%）将中国视为竞争者，另有6%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伙伴。
年长的美国人比年轻的美国人更可能视中国为敌人。50岁及以上者中有55%形容中国为敌人，65岁及以上者中更有61%持此观点。而5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仅有三成认为中国是敌人，30岁以下的成年美国人中这一比例进一步降至27%。
保守派共和党人中认为中国是敌人的比例高达69%，远远高于持此观点的温和派及自由派共和党人（38%）、保守派和温和派民主党人（30%）以及自由派民主党人（25%）。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钊教授指出，民众对华态度在大选年折射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中美关系的不同定位。
“民主党主张中美之间是竞争关系，将拜登塑造成既可以增加美国实力对华竞争又能管控风险的成熟、可靠、有力的领导者。
”而共和党将中美关系视为新冷战，特别是特朗普认为对抗中国应该不加妥协、不惜代价、不留余地、甚至是不择手段。”
该民调数据显示，认为美国经济糟糕的美国人远比认为美国经济良好的美国人在对华态度上将中国视为敌人（48% 比29%）。
超过八成（82%）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至少有一些影响，其中28%美国人认为有很大的影响。这部分受访者中，79%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负面消极的，仅有18%认为这种影响是正面积极的。
“拜登要依靠中西部，特别是密歇根、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三个州的选票，这是阻挡特朗普获胜的‘蓝色屏障’，”马钊教授表示。
“而这些州都有较大的蓝领工人阶层，因此拜登的对华经济政策恐怕会进一步收紧，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批评、对新能源汽车倾销的担忧、关税制裁等政策都会进一步加剧。”
当丁璇 (Ding Xuan, 音) 发现有机会以低于过去一年租金的价格买下一套两居室公寓时，她即刻出手，甚至在签约前都没有仔细检查过房子。
在聊到自己位于中国北部凌海的新家时，她表示：“后来我想，我是不是在搬去之前我应该去我那个房子看一眼。”
在从北京的出租房搬到东北方向440公里远的地方之前，丁女士每年要为合租房支付9000澳元（约合4.2万元人民币）的房租。
丁璇是一名社交媒体制作人，和中国的许多人一样，她的雇主在疫情后生意不佳。
减少工时后，她决定搬到便宜点的地方。
她在网上发现了合适的地方。
她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不到3万块钱（6400澳元）买套房，比我在北京一年的房租还便宜。”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北京二手房平均价格仍保持在每平方米60,000元（12,724澳元）以上，丁女士觉得她可以在凌海享受生活，享受“躺平”。
“躺平”是中国年轻人创造的一个流行词，他们因日益增长的社会焦虑和压力而选择退出无休止的竞争。
据2023年一个针对6万名18-35岁的人的网络调查显示，约12.8%的受访者表示想躺平，28.5%的受访者表示想躺平但无法实现。
近年来，许多与丁女士一样怀有“躺平梦”的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正在凌海这样的城市寻找便宜的房产。
丁女士说，她想搬到凌海躺平，因为她不想掏空自己。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她的选择。
她告诉ABC：“在不认可的人眼中，躺平好像是违法的。”
丁女士现在每天只工作两三个小时，每周工作三天。她的收入并不稳定，但她很享受这种下班后可以去公园的生活方式。
她解释说：“生活如果只要吃饭睡觉的话，那我可能一个月500块钱（人民币）生活费就够了。”
“我能躺个五六年没问题，那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人生不是一种方式的。”
丁女士还在社交媒体上经营了一个账号，介绍她在凌海的生活，她的关注者80%以上都是女性。
“女性在职场是很有瓶颈期的。30岁左右如果我说我有打算结婚生小孩的话，那我在职场上一定是受歧视的。”
“与其在大城市卷生卷死然后被歧视我宁愿在小城市买房这是一个更舒适的出路吧。”
凌海是一座老工业城市，当地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但乘坐中国高铁到北京只需约三小时。
其他一些老工业城市也拥有看似不真实的房价。
阜新、鹤岗、个旧和潜江都在迎接那些想要摆脱中国大城市生活压力和成本的年轻人。
据本地媒体报道，鹤岗一套一居室公寓的价格能低至3000澳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
26岁的酥酥曾在上海做网店，但她在阜新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价格约为8,600澳元（约合4万元人民币）。
她说：“我想成为猫狗双全的人生赢家。”
酥酥目前没有任何收入，但她并不担心。
她告诉ABC：“月支出很少，一个月1千元（约合210澳元）够用的。”
酥酥认为，像她这样的年轻人躺平是因为买房、结婚和生子等事情都太昂贵了。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媒体与文化研究副教授苏为群（Wendy Su）博士对中国人的躺平概念进行过研究。
苏博士说，这是一种非暴力反抗的形式。
她认为，年轻人正试图从“经济放缓、就业市场萎缩、无休止的房价暴涨和中等收入陷阱”等社会问题中寻找出路。
从更深层次来看，苏博士认为社会不平等和僵化的等级制度也加剧了年轻人的不公平感和不安全感。
悉尼大学的陈明璐博士研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陈博士认为，许多年轻人是在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时候进入就业市场的。
“他们面临着不太景气的现状，更不用说未来了。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非常高，”她告诉ABC。
独立纪录片导演秦潇越拍摄了鹤岗年轻移民的生活。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预测这座北方工业城市有可能成为一座鬼城。它备受忽视，人口快速萎缩。
近年来，这里迎来了大批年轻居民，他们是冲着这里超低的房价和自在的生活方式而来。
秦女士说：“鹤岗好像是躺平的一个代名词一样。”
秦女士说，躺平不是一个负面的词，而是一种随性又认清现实的生活方式。
“这个地方带给人更多新生活的可能性,”秦女士说。
“鹤岗像是给了他们一个港湾。”
在她的纪录片中，一对夫妻在妻子患严重抑郁症后搬到了鹤岗。他们享受在鹤岗生活。
秦女士说：“虽然鹤岗的冬天非常非常冷，但消费水平很低，他的快乐来的也非常的简单。”
陈博士建议说，躺平可能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年轻人被迫采取的一种姿势。
“搬到生活成本较低的小城市可能是一种压力较小的生活方式，”她说。
“但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因为年轻人发现很难在这个严峻的就业市场上竞争。”
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2024年4月29日，星期一。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周日（4月28日）抵达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强进行会晤。中国官媒引述李强的话说，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被视为中美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
“很荣幸与李强总理会面。我们从上海早期就相识多年，”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贴文说。
2018年，特斯拉与中国当局达成协议，在上海建厂，这是特斯拉在美国以外的第一家工厂。
特斯拉四年前推出了全自动驾驶（FSD）软件，这是其自动辅助驾驶（Autopilot）软件中最自主的版本。虽然客户有需求，但尚未在其全球第二大市场中国落地。
马斯克本月在回答X平台上的一个网友问题时表示，特斯拉可能“很快”向中国客户提供全自动驾驶服务。
韦德布什（Wedbush）股票分析师称这次意外访问“对特斯拉来说是一个重要时刻”。
韦德布什在一份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公司报告中表示：“虽然特斯拉的长期估值前景取决于全自动驾驶和自动驾驶，但这个难题中的一个关键缺失部分是特斯拉在中国提供全自动驾驶，但现在已经出现在中国家门口。”
小鹏汽车等中国一众竞争对手一直在寻求通过推出类似软件来获得相对于特斯拉的优势。
自2021年以来，特斯拉已按照中国监管机构的要求将其中国车队收集的所有数据存储在上海，并且没有将任何数据传回美国。
该消息来源透露，马斯克正在寻求批准将在中国国内收集的数据转移到国外，以训练其自动驾驶技术的算法。
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在报道马斯克与李强会面时，没有透露两人是否讨论了全自动驾驶或数据议题。
昨天早些时候，中国官媒在另一篇报道称，李强参观了正在举行的北京车展，并评论了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行业如何在市场上取得领先地位，并且国家必须努力并保持优势。
据官媒报道，马斯克还会见了车展主办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鸿斌。
马斯克表示：“很高兴看到电动汽车在中国取得进展。未来所有汽车都将是电动的。”
周日（4月28日）晚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通报，包括特斯拉在内六家企业共76款车型（其中包括特斯拉的Model Y和Model 3款汽车），符合汽车数据安全4项合规要求。
报道指，各地已陆续解除对特斯拉等智能网联汽车的禁行禁停限制。
上周五，特斯拉负责中国对外关系的副总裁陶涛在官媒《人民日报》的社媒账户上发表评论，认为自动驾驶技术将成为电动汽车行业新的增长引擎。
陶涛表示，特斯拉凭借其“端到端神经网络”技术和从道路上数百万辆汽车收集的数据，正在引领自动驾驶研发。
稍早，马斯克在社交平台X表示，特斯拉今年将在AI训练和推理方面投入约100亿美元，后者主要用于汽车。
行业专家表示，中国复杂的交通状况，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比许多其他市场都多，这提供了更多的场景，这些场景对于更快地训练自动驾驶算法至关重要。
本月，马斯克曾在X上表示，他将于今年8月8日推出机器人出租车。
与此同时，据两位了解日程安排的人士透露，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Mary Barra）于周五（4月26日）未经事先通知地情况下参观了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北京车展。 通用汽车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本月稍早，特斯拉曾宣布，将在全球裁员10%，以应对销量下降和中国品牌主导的电动汽车价格战加剧的问题。
自10年前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特斯拉已在中国销售了超过170万辆汽车，上海工厂是其全球最大的工厂。
美国汽车安全监管机构上周五（4月26日）表示，在发生一系列撞车事故后，他们已开始调查特斯拉去年12月宣布在美国召回超过200万辆汽车以安装新的自动辅助驾驶防护措施是否足够。
就在马斯克此行一周多前，他取消了计划前往印度会见印度总理莫迪的计划，理由是“特斯拉的工作非常繁重”。
《日经亚洲》（Nikkei Asia）报导，中国电动车产能远大于国内需求，但仍以惊人速度扩张，预估明年会有近2000万辆过剩产能，加剧了全球对于中国电动车出口海外将大打价格战的担忧。
该报道指出，汽车业产能利用率通常要达到80%左右才能损益平衡，但包括电动车在内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利用率仅有大约50%。中国电动车制造商能够压低成本，是因为电池生产链集中在中国。
根据韩国市调机构SNE Research，就电动车安装的电池厂牌而言，去年全球前10大电池制造商之中，中国企业就占了六名。 电池核心元件正极材料约有80%是在中国生产。
电动车制造成本中，电池就占了30%至40%。 根据国际能源总署（IEA）数据，中国电池平均价格约为欧洲和美国的80%。 对于中国电动车商而言，钢材和其他零件可以低成本取得，政府也慷慨为研发和建厂提供大量补贴和其他支援。
该报道认为，中国电动车产能不断增长的速度，已远超国内需求。 中国媒体指出，综合车商和地方政府的规划，预计中国新能源车产能将在2025年超过3600万辆，预估全年销量约1700万辆，因此会有近2000万辆的过剩产能。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本月访问中国时，美方同意建立一个讨论产能过剩议题的框架。耶伦在访华后一再强调，在应对中国的过剩工业产能问题上，拜登政府没有把任何选项排除在外。
“所以，重要的是中国认识到这个关切并开始采取行动应对，”她说，“但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产业在这期间被消灭，所以我不想把任何选项从桌面上拿走。”
维州政府新近公布了最新的房建计划，希望到2050年代，墨尔本东区的六个郊区铁路环线（Suburban Rail Loop）火车站附近区域和周边地区将新增七万多套住房。
在刚刚过去的周日（4月28日），州政府公布了该项目拟定开展的关键方向（key directions），其中包括华人聚居的多个区域：Box Hill（博士山）、Burwood、Glen Waverley、Monash、Clayton和Cheltenham车站周围土地使用类别的变化。
政府提议在紧邻新车站的集中商业区建造高层公寓和办公楼，并在车站步行距离内的现有住宅旁边建造更多联排别墅和中层公寓。
根据该提案，博士山可能会建造高达40层的建筑，Glen Waverley和Monash将建造的公寓楼最高层数可达25层。
维州州长杰辛塔·艾伦（Jacinta Allan）表示，此举旨在为维州人提供更多的交通便利、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住房。
州长说：“随着郊区铁路环线的建设，墨尔本正快速发展，我们在交通便利、工作和服务设施附近的合适地点，正为数千套新房腾出空间。”
“这些计划是根据当地社区的需求而制定的。”
她说：“我们从他们[社区]那里了解到，每个区域如何才能最好地容纳工作和服务，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需要在郊区火车站周围建造房屋。”
“它有助于减轻外郊区扩张的压力，这种扩张确实给我们的服务和道路网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交通基础设施部长丹尼·皮尔森（Danny Pearson）表示，这可以缓解下一代的住房压力。
他说：“更多的住房选择意味着当地的孩子更有可能在靠近他们长大的地方拥有一套房子。”
“我们听取了多年的社区反馈，这只是详细而适当的规划过程的下一步，该过程的每一步都有当地人参与。”
关于关键城建发展方向的社区咨询从周日开始。
对于这一规划，维州反对党领袖约翰·佩苏托（John Pesutto）提出了强烈批评，他把该计划形容为“政府的残酷骗局”（cruel hoax by the government）。
“别搞错了，你附近的郊区将会建起40层高的大楼，”佩苏托先生说。他说这是要强迫当地社区接纳如此高的建筑物。
他将郊区环线地铁项目描述为“正在酝酿的财务混乱”，并呼吁州长解释“如何筹集资金建设这一切”。
他问道这一计划是否意味着要向当地居民和当地生意企业征税。
28岁的Florence Le去世前两天，她的家人将她从精神健康机构接了出来，她当时正住在那里庆祝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
48小时后，有着两岁孩子、钢琴家演奏家和深受喜爱的高中钢琴老师Florence Le却在利物浦医院自杀身亡。
“我们只是陷入了这种愧疚之中，想着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吗？”Florence的妹妹菲莉西亚（Felicia）说道。
“我们以为医院对她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
Florence去世前六天，她在医院的成人急症心理健康病房内也曾试图自杀。
她的家人表示，医院向他们保证，Florence将接受最高级别的护理，其中包括24小时、7天的全天候监控。
但2月26日，Florence的家人称，她被单独留在房间20多分钟，然后Florence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她的姐姐菲奥娜（Fiona）说。
“我们以为我们要把她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不是一个送她去死的地方——她还能去哪里呢？
Florence一直在与焦虑症作斗争，这种焦虑在过去六个月中变得更加严重。
黎氏家人表示，Florence去世时，医院并没有联系他们，他们是因为菲奥娜打电话询问姐姐出院的情况才知道的。
就在那时，医院告诉菲奥娜发生了严重的事件，她需要去重症监护室。
菲奥娜说：“当我们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时，医院似乎保持一致，闭口不谈，我们完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看着我的妹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毫无生气，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情绪化、最痛苦的事情。
“这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更难以接受，因为这是毫无意义、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
悉尼西南部地方卫生局（South Western Sydney Local Health District ）发言人表示，由于该案件已转交给验尸官，因此他们无法发表任何进一步评论。
发言人表示：“悉尼西南部地方卫生局对Florence Le的去世向其家人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获得的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数据显示，虽然最近的自杀率低于10年前，但最新数据显示住院自杀人数略有增加。
2020-21财年，急诊精神病科有18人自杀身亡，高于前一年的15人。
2021年，维州心理健康系统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的调查建议，医疗机构中的自杀问题应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以便更好地进行监督。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皇家精神病学院（ Royal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的西蒙·斯塔弗雷斯（Simon Stafrace）医生表示，由于缺乏医护人员，心理健康服务存在许多看护缺口。
但他表示，预防住院病房自杀是一个重点。
“家人委托我们照顾他们的亲人，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不幸的是，有时这些可怕的结果确实会发生，”他说。
“我认识很多精神科医生，他们发现在发生这样的事件后，继续在住院环境中工作真的很困难——这确实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轨迹。”
斯塔弗雷斯医生表示，澳大利亚精神科医生的数量严重短缺，并敦促联邦政府介入并资助更多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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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年来一直强迫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后，中国政府现在改变了这一政策，鼓励国民生育更多的孩子。
但在放弃独生子女政策多年后，中国的人口数量仍在下降。
2014年，中国有1460万名婴儿出生，但去年只有900万名。
在找工作面临挑战、育儿成本高昂以及独生子女一代感受到照顾年迈父母压力的情况下，许多年轻人对生孩子持矛盾态度，一些人选择不生孩子。
“因为我们的工作很忙，没有时间考虑生孩子，也没有时间考虑结婚，”秦远观（Qin Yuan-guan）同朋友在北京市中心的朝阳公园散步时对记者说。
“年轻人更关注自己，我们不考虑未来，我们只考虑什么能让我们快乐，如果你有了孩子，就会花费很多钱和时间。
“我想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有同样的感受。”
政府敏锐地意识到，人口老龄化危及中国的未来，因此开始提供一系列激励措施，并施加强大的社会压力，试图提高出生率。
杨春霞（Yang Chunxia）44岁那年，几乎已经准备好为抚养女儿的岁月画上句号，但一个意外突然降临。
“我的孩子是个意外，”她说。
“她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所以我们留下了她。我们喜欢孩子。”
杨春霞的第一个女儿出生时，由于当时的独生子女政策，她实际上不被允许再生。
政府说，违反这一法律的家庭给社会造成了负担。
过去三十五年来，许多妇女堕胎，有时是被迫堕胎，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中，女婴被遗弃的比例高得令人震惊。
如果一对夫妇决定留下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他们还可能被处以巨额罚款。
但当杨春霞在2021年怀上第二个女儿时，国家已经取消了人口控制措施。
杨春霞的第二个孩子现在已经四岁了，而她的大女儿也已经二十出头，正在国外读大学。
像杨春霞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官员和国家媒体一直强调，二胎和三胎的出生数量正在增加。
但实际上，这并不足以阻止人口下降。人口下降的原因是严格的疫情封锁于去年结束后出现的新冠病例死亡潮以及出生率下降。
在过去两年里，中国人口不断减少，这是自六十年前大饥荒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情况。
习近平主席表示，“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至关重要，妇女工作关系到“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洪铭德（Hung Ming-Te）说：“最初，每个人都期望疫情过后，中国的经济会逐渐好转，从而鼓励人们更愿意生育。
“但这并没有发生。”
这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如何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担忧，毕竟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大量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基础之上的，人们也担忧中国将如何照顾这些现已老龄化的人口。
这也会在全球范围产生连锁反应。
洪博士说：“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如果中国经济出现重大问题，那就不仅仅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了。
“它还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
但有些人表示，她们不愿意将国家经济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
赵丽曼（Zhao Liman）在北京长大，对旅行的热情带她走遍了世界各地，包括到澳大利亚攻读硕士学位。
现在，她回到北京经营一家自行车生意，这一生意的启发来自于她童年在城市各处骑车的经历。
对她来说，这两个爱好比成家更有吸引力。
“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总想在生活中尝试不同的东西，”她说。
“因此，我年轻时曾到过不同的国家工作......想体验不同的文化。
“如果我有了孩子，我就必须把自己托付给一个地方，我不能到处旅行，到了孩子们要上学的年龄，我的生命中又有十年时间需要奉献给他们。
“后来慢慢地，我觉得可能生孩子对我的人生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了。”
赵女士说，这在她的朋友中并不常见，虽然她有几个朋友也没有孩子，但大多数人都有。
“我也有不少女性朋友是单身母亲，自己抚养孩子，我也看到了她们所经历的困难，”她说。
“你可能听说过，对于亚洲孩子来说，父母会给他们施加很大的教育压力，所以孩子们会花很多时间学习或去培训班接受数学、音乐或绘画方面的培训。
“我认为，家长们面临的挑战是，他们需要在孩子教育方面跟上这场竞赛的步伐。”
个别省份甚至企业都在想方设法鼓励人们多生孩子，从生育二三胎的现金补贴、[url=https://edition.cnn.com/2023/06/30/business/china-trip-pay-employees-births-intl-hnk/index.html#:~:text=This%20Chinese%20company%20will%20pay%20its%20workers%20%24140%20million%20to%20have%20kids,-By%20Laura%20He&text=China's%20Trip.com%2C%20one%20of,32%2C000%20employees%20to%20have%20kids]托儿援助[/url]到支付试管婴儿等生育治疗费用，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据《浙江日报》报道，在杭州，政府为那些在2023年生育三胎的新父母提供价值约4300澳元的一次性补贴。
洪博士说：“我觉得[此类政策]效果有限。
“这种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局面很难改变，我只能说这一政策可以延缓这种局面的发生。
“能否真正扭转这种趋势，可能性很小。”
赵女士也认为，政府的政策对这种密切关系个人的选择影响不大。
她说：“我不认为这对个人层面有多大影响，因为[归根结底]这仍然是个人的选择。
“因此，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如果她们想要更多的孩子，她们就会生更多的孩子。”
对于刘英（Liu Ying）和王青岩（Wang Qingyan）来说，情况确实如此。
他们的小儿子比原计划来得早，因此刘女士不得不提前停止工作。
但两人都坚信，如果可以，他们还会再生孩子。
她说：“我和丈夫都很喜欢孩子，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生二胎或三胎。”
不过，他们承认，在朋友和同龄人中，他们仍然是异类。
刘女士说：“现在的[经济、时间和精力]压力相当大，只生一个孩子的情况非常普遍。
“包括我的朋友在内，对她们来说，一个孩子就足够了......[所以]当她们听到我的想法时，她们感到非常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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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指责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周四（4月25日）表示，将对其处理23名药检呈阳性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不被处罚一事展开独立调查。
调查将由瑞士检察官埃里克·科蒂埃（Eric Cottier）领导，他曾担任瑞士沃州的总检察长17年。沃州是国际奥委会（IOC）和游泳运动管理机构世界水上运动协会（World Aquatics）总部所在地。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表示，科蒂埃可以查阅与此案有关的所有档案和文件，并可以自由咨询任何独立专家。
科蒂埃预计将在两个月内给出调查结果。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维托尔德·班卡（Witold Banka）在一份声明中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诚信和声誉在事件中受到了攻击。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被不公平地指责偏袒中国。”
“我们继续拒绝不实指控，我们很高兴能够将这些问题交给一位经验丰富、受人尊敬的独立检察官来处理。”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还表示，将向中国派遣一个合规审核小组，以评估中国的反兴奋剂计划状况，并将邀请来自更广泛的反兴奋剂界的独立审查人员加入调查。
自《纽约时报》等媒体上周六报道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前几个月被检测出禁药曲美他嗪（TMZ）呈阳性以来，要求进行独立调查的呼声日益高涨。
澳大利亚体育诚信组织（Sports Integrity Australia）表示，希望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事件进行独立审查。
该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夏普（David Sharpe）已致函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要求其澄清其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呼吁对该案的监管框架和程序进行独立审查。
夏普在周四的一份声明中说：“必须用清晰、简明的事实来说明这一点，以确保恢复人们对世界反兴奋剂[监督]系统的信心。”
虽然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已承诺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该机构与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紧张关系仍未得到缓解。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泰加特（Travis Tygart）认为，这样的调查和审核是无用的。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领导层称这是一次‘独立’调查，试图蒙蔽我们的眼睛。
“全世界的运动员应该得到一个真正独立的审查委员会，由独立的运动员代表组成，拥有广泛的审查范围。
“真正独立的调查还需要在中国实地调查与此案相关的事实，包括询问酒店员工、运动员和教练。”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4月25日）表示，他计划于5月访华，如果成行，将是普京今年3月再度当选总统后的首次外访。但他没有透露具体时间，也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细节。
普京定于5月7日宣誓就职新一届俄罗斯总统。上个月，这位现年71岁的俄罗斯领导人在没有真正对手的情况下获得了第五个任期，进一步延长他24年的统治。
普京上一次访问中国是在2023年10月。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本月9日访华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继续保持密切交往，确保中俄关系始终顺利稳定向前发展。
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也曾表示，俄中关系不受外部影响。
“俄我们的相互协作不针对第三国，这就是俄中战略协作的意义，它不受外部条件影响。”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周四表示，如果中国想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就必须停止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俄罗斯。
斯托尔滕贝格以异常严厉的措辞警告北京说两者不可兼得。
斯托尔滕贝格在到访柏林期间表示，北京通过分享半导体等高端技术来支撑俄罗斯的战时经济，它的帮助对莫斯科的战争努力至关重要。
“去年，俄罗斯90%的微电子产品从中国进口，用于生产导弹、坦克和飞机。中国也在努力为俄罗斯提供改进的卫星能力和成像技术，”斯托尔滕贝格说。
“中国表示希望与西方建立良好关系。与此同时，北京继续助长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他们不能鱼和熊掌兼得，”他警告说。
斯托尔滕贝格还警告西方盟友不要像以前依赖俄罗斯那样依赖中国。
“过去，我们犯了依赖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错误，”他说。
“我们决不能对中国重蹈覆辙。依赖中国的资金、原材料和技术——依赖使我们变得脆弱。”
俄罗斯因与乌克兰的战争而在经济和外交上日益受到孤立，这使其越来越依赖中国，而中国其实在冷战时期曾与前苏联争夺共产主义集团领导权。
根据美国最近的一项评估，中国大幅增加了对俄罗斯的机床、微电子和其他技术的销售，而莫斯科则利用这些技术来生产用于乌克兰战争的导弹、坦克、飞机和其他武器。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俄贸易达到创纪录的2401亿美元，同比增长26.3%。2023年，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增长了46.9%，而从俄罗斯的进口增长了13%。
中国一再表示，尽管两国保持强劲的经济联系，但中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或军事援助。
北京尚未向俄罗斯提供直接致命的军援支持，并试图在乌克兰冲突中表现出中立态度。
与此同时，中国拒绝谴责莫斯科的行为，在俄罗斯2022年2月出兵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几天前，宣布彼此的伙伴关系“无上限”。
中国谴责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并指责北约和美国的挑衅导致战争爆发。
中国还提出了一项和平计划，但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乌克兰盟友的拒绝，乌克兰盟友坚称莫斯科必须先从乌克兰撤军，以此作为和平的条件。
在台湾，一只名叫罗杰（Roger）的拉布拉多犬在近期台湾发生的一系列地震中担负了特殊的工作——帮助寻找遇难者。
4月3日，台湾东海岸发生25年来最严重的地震，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
八岁大的罗杰是参与花莲县特殊搜救任务的四只搜救犬之一。
据高雄市市长陈其迈称，罗杰曾在太鲁阁砂卡礑步道发现了一具尸体，这是它在地震后找到的第三具尸体。
其实罗杰的“事业”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此前它曾是一只缉毒犬，由于不达标被迫“转业”。
罗杰的领犬员李信宏说，五年前罗杰因为太贪玩而从缉毒队调到了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特搜中队搜救犬队。
不久后，战功赫赫的罗杰也即将退休。
陈其迈在他的脸书贴文中说：“活泼的Roger，还是精神抖擞。”
“收到冰淇淋玩具后，不顾形象啃得到处都是棉花，让疲累的大家都会心一笑。 这几天一定累翻了，先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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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前，一位澳大利亚华裔太阳能科学家，带着在澳大利亚大学里研发的技术从悉尼到了无锡，从零开始打造了中国的太阳能光伏板产业。
施正荣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清洁能源亿万富翁，被誉为“太阳王”。也正是这个缘故，中国领跑了全球太阳能光伏板制造业，并通过不断创新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让太阳能成为了史上最便宜的电力来源。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理工科毕业生们能够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些太阳能公司中谋得高级技术职位，澳大利亚开发的太阳能光伏设计也已成为全球标准。
然而，澳大利亚国内却基本上停止了太阳能光伏板的生产。
现在，联邦政府准备大力发展澳大利亚本土这一不具任何规模的太阳能制造业，施正荣博士认为澳大利亚需要中国的“反哺”。
“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机会，”他在中国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表示。
“我认为肯定要[与中国]合作，但我认为与20年前的中国相比，澳大利亚现在拥有更有利的条件。”
中国曾利用澳大利亚的创新技术建立了一个产业，而现在澳大利亚需要中国的帮助来做同样的事情。
专家表示，为了大规模生产低成本的太阳能光伏板，澳大利亚需要获得中国在过去20年开发的生产线技术和制造专利。
那么，制造太阳能光伏板需要什么？
中国公司为什么要分享他们的太阳能产业秘诀呢？
阿尔巴尼斯总理上个月在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地点宣布联邦政府将拨款10亿澳元，用于扩大澳大利亚本土太阳能光伏板的产能。
位于猎人谷（Hunter Valley）的利德尔燃煤发电站（Liddell）去年永久关闭，这是该地区未来十年将关闭的四座发电站中的第一座。
阿尔巴尼斯表示，价值10亿澳元的“SolarSunshot”计划将创造清洁能源就业机会，并通过将制造业带回澳大利亚，将投资重新引入传统的煤矿产区。
“我们本土的创新，但却在海外看到了它所有的附加值，”他说。
“我们曾经错失了良机。但这一代，我们不会再错过机会了。”
此后几周，公众的反应褒贬不一。许多能源专家对该计划表示欢迎，认为这是确保关键能源资源供应（太阳能很快将成为澳大利亚大部分电力的来源）并在这个不断增长的全球产业中分得一杯羹。
但一些经济学家和联邦政府的生产力委员会都警告称，政府补贴没有必要，会导致政府资金浪费，因为中国可以更便宜的成本生产太阳能光伏板。
争论的核心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没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澳大利亚制造商如何与进口商品竞争？
清洁能源专家表示，答案在于改变问题本身。
“问题在于全球供应链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澳大利亚先进光伏中心（Australian Centre for Advanced Photovoltaics）执行主任、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工程学教授雷纳特·伊根（Renate Egan）说。
伊根教授认为，澳大利亚需要与中国合作，包括欢迎中国太阳能制造商进入澳大利亚。
“这是唯一的办法，他们在技术创新方面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领先了20年。”
澳大利亚太阳能先驱穆里尔·瓦特（Muriel Watt）也同意这一观点。
瓦特博士说：“中国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大力推动研发，他们拥有迄今为止最好的技术。”
“我们已经落后了太多，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建造太阳能电池板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在这四个阶段中，第一步和第三步的技术含量最高。
澳大利亚唯一的太阳能制造商TindoSolar采用进口组件设计和制造模块。
这些本地组装的太阳能板仅占澳大利亚每年安装太阳能板总数的百分之一。
图注：深蓝色-中国
那么，澳大利亚应该将制造能力聚焦供应链的哪个环节？
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局（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Agency，ARENA）去年资助了澳大利亚光伏研究所（Australian Photovoltaics Institute，APVI），与德勤（Deloitte）和一些主要行业利益相关者合作，调查澳大利亚发展本土太阳能制造产业的可行性。
今年2月发布的《Silicon 2 Solar报告》，概述了澳大利亚建立国内供应链的“可靠且可行”的途径。
该报告建议以全球标准相对适度的规模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中多晶硅产量目标为10吉瓦，其他三个步骤为1吉瓦至5吉瓦。
总之，需要10年内政府投入32亿澳元的财政支持。
相比之下，预计2024年全球太阳能光伏产能将达到近1000吉瓦。
澳大利亚每年安装约5吉瓦的太阳能，随着化石燃料的逐步淘汰以及绿色氢等新能源密集型产业的上线，这一数字可能会增加至50吉瓦。
《Silicon 2 Solar报告》的合著者瓦特博士表示，澳大利亚首先应关注供应链的第一步和最后一步，即多晶硅精炼和太阳能组件组装。
“太阳能电池板组装线可以在两年内完成，但多晶硅精炼厂则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瓦特博士说，澳大利亚在制造太阳能电池板方面具有多项优势。
瓦特博士说，澳大利亚的另一个优势是它不是中国。为了减少对进口中国太阳能光伏板的依赖，美国、印度和欧洲也在加大太阳能制造力度。为此，他们正在寻找除中国以外的多晶硅来源。
“欧洲人和美国人不想购买中国产品，”瓦特博士说。
“如果我们能够与他们合作在澳大利亚设厂，我们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机会获得这些价值链收益。”
然而，世事难料。为保持全球太阳能行业的主导地位，去年年初，中国政府曾考虑禁止太阳能电池板制造技术的出口。
这项禁令可能适用于制造太阳能电池片所需的铸锭模具技术。
瓦特博士说：“我们必须努力赢得中国的信任，将生产线引进来。”
“我们希望我们的良好关系在此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因为（中国太阳能行业的）很多人与澳大利亚有往来。”
《Silicon 2 Solar报告》的合著者伊根教授认为，除了晶锭和晶片的生产之外，澳大利亚可能还需要中国在提纯多晶硅和大规模制造太阳能电池方面的专业技术。
“我希望我们能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合作，”她说。
气候能源融资（Climate Energy Finance）智库总监蒂姆·巴克利（Tim Buckley）对此表示同意。
“我认为制造业[知识产权]是一个挑战，但也是一个机遇，”他说。
“这是加强与中国合作的一种方式。”
那么，似乎担心失去太阳能制造全球主导地位的中国为什么要与澳大利亚分享其生产线秘密呢？
一种解释是，中国公司正在寻求多元化自己的供应链，并绕过像印度和美国对中国制造的太阳能板征收的关税。伊根博士说，不将太阳能制造局限于中国符合他们的商业利益。
“我认为中国本身就有多元化的愿望。
“中国的公司也拥有股东，并且像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公司一样运作。他们想要供应安全和市场准入。”
施正荣认为，鉴于澳大利亚已经从中国进口了大部分太阳能电池板，而且两国有着悠久的研究合作历史，中国公司有分析在澳大利亚生产可能性的“意向”。
“从头开始，需要支持和合作伙伴，需要供应链、工程支持和人才。一点点通过实践，就逐渐会建立起本地产能。”
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帮助可能意味着中国对澳大利亚太阳能制造商的所有权。
瓦特博士承认这可能具有政治敏感性。
“只要有人宣布这是一家中国全资拥有的企业，那就可以预见政治上的阻力，”她说。
“尽管我们似乎对其他国家拥有我们的供水系统、管道和所有其他一切都相当满意。”
在编写“Silicon2Solar”报告时，瓦特博士和她的合著者联系了中国太阳能制造商，询问他们是否考虑向澳大利亚扩张业务。一开始的反应都是惊讶，但他们得到的回应都是积极的。
“他们已经在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设立工厂，作为多元化的一种手段，但他们并没有考虑过澳大利亚，”她说。
“他们说，‘就是觉得，你们似乎不是一个制造业国家。你们什么也不生产。’”
澳大利亚是否真能成为太阳能制造国，部分取决于悉尼初创企业SunDrive的命运。
SunDrive于2015年由两名新南威尔士大学毕业生创立，之后迅速成为澳大利亚太阳能行业的佼佼者，获得了大量政府研究资金，并赢得了知名投资者的支持，其中包括Atlassian联合创始人迈克·坎农-布鲁克斯（Mike Cannon-Brookes）和前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施正荣也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校友，现任SunDrive董事长。
SunDrive的一项关键创新是开发了一种用铜替代银制造太阳能电池的专利方法，铜更便宜也更丰富。SunDrive表示，其结果是太阳能电池成本降低，发电量增加。
该公司已经在悉尼南部建立了一条20兆瓦的太阳能电池生产线，并计划在猎人谷（Hunter Valley）的利德尔（Liddell）发电站旧址建造一座商用规模的工厂。
该公司首席商务官施韦泽（Maia Schweizer）表示，利德尔工厂的产能将达到“数百兆瓦”。
“我们将尽可能扩大规模，同时还能将产品销往澳大利亚市场，”她说。
但该公司还有更大的野心。施韦泽博士表示，与其他制造商（包括中国制造商）的合作“为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辟了数百吉瓦的潜在市场”。
SunDrive要想在澳大利亚利德尔设厂，至少需要做到两件事。
首先是中国太阳能企业的持续支持。
“我们与中国公司建立了极其牢固和积极的关系……我们预计这种关系能够继续下去。
“要让这个第一家工厂取得成功，我们绝对要依赖这一点。”
第二个因素是政府的财政支持。施韦泽博士表示，如果没有这一点，SunDrive可能会在海外建立第一家工厂。
美国等国家正在提供巨额补贴来吸引国内太阳能制造商。
“归根结底，我们的投资者希望看到我们真正启动、发展并取得成功，”施韦泽博士说。
“因此，我们会寻找最适合实现这些目标的地方。”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澳大利亚将重蹈“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覆辙。
本周二，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局启动了为期六周的公众咨询程序，就10亿澳元的“Solar Sunshot”计划的设计征集意见。
Tindo Solar首席执行官理查德·佩特森（Richard Petterson）表示，澳大利亚应迅速采取行动，制定该计划。欧洲、美国和印度正在建立自己的太阳能制造产业，并寻求确保供应链的安全。
如果澳大利亚花费太长时间，“他们会说，‘我们不再需要你了。’”
“我认为再拖延下去是愚蠢的。”
Tindo公司已经在澳大利亚制造太阳能组件14年，他们在阿德莱德运营着一家150兆瓦的工厂，并在最近公布了在澳大利亚东部设立一座1吉瓦工厂的计划。
佩特森表示，事实证明，吸引私人投资用于这个价值1亿澳元的“超级工厂”是一个挑战。
由于美国《通胀削减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释放了数十亿美元给清洁能源产业注资，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投资“漩涡”，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这使得在澳大利亚资助清洁能源项目变得更加困难。
佩特森表示：“要求私营企业单独与其他政府支持的企业竞争是不合理的。”
他认为，如果没有Solar Sunshot的财政帮助，Tindo超级工厂就不会建成。
他估计，该工厂的规模经济将使Tindo公司能够将组件的制造成本降低10-15%。
这将使澳大利亚的产品价格与进口的高质量中国制造的太阳能板大致相同。
“为什么我们不能自行制造太阳能板？”他说。
“如果像过去30年那样认为我们做不到，那么最终我们本土生产的产品会越来越少。”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想，那么我们本土将没有工业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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