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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前，一位澳大利亚华裔太阳能科学家，带着在澳大利亚大学里研发的技术从悉尼到了无锡，从零开始打造了中国的太阳能光伏板产业。
施正荣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清洁能源亿万富翁，被誉为“太阳王”。也正是这个缘故，中国领跑了全球太阳能光伏板制造业，并通过不断创新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让太阳能成为了史上最便宜的电力来源。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理工科毕业生们能够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些太阳能公司中谋得高级技术职位，澳大利亚开发的太阳能光伏设计也已成为全球标准。
然而，澳大利亚国内却基本上停止了太阳能光伏板的生产。
现在，联邦政府准备大力发展澳大利亚本土这一不具任何规模的太阳能制造业，施正荣博士认为澳大利亚需要中国的“反哺”。
“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机会，”他在中国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表示。
“我认为肯定要[与中国]合作，但我认为与20年前的中国相比，澳大利亚现在拥有更有利的条件。”
中国曾利用澳大利亚的创新技术建立了一个产业，而现在澳大利亚需要中国的帮助来做同样的事情。
专家表示，为了大规模生产低成本的太阳能光伏板，澳大利亚需要获得中国在过去20年开发的生产线技术和制造专利。
那么，制造太阳能光伏板需要什么？
中国公司为什么要分享他们的太阳能产业秘诀呢？
阿尔巴尼斯总理上个月在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地点宣布联邦政府将拨款10亿澳元，用于扩大澳大利亚本土太阳能光伏板的产能。
位于猎人谷（Hunter Valley）的利德尔燃煤发电站（Liddell）去年永久关闭，这是该地区未来十年将关闭的四座发电站中的第一座。
阿尔巴尼斯表示，价值10亿澳元的“SolarSunshot”计划将创造清洁能源就业机会，并通过将制造业带回澳大利亚，将投资重新引入传统的煤矿产区。
“我们本土的创新，但却在海外看到了它所有的附加值，”他说。
“我们曾经错失了良机。但这一代，我们不会再错过机会了。”
此后几周，公众的反应褒贬不一。许多能源专家对该计划表示欢迎，认为这是确保关键能源资源供应（太阳能很快将成为澳大利亚大部分电力的来源）并在这个不断增长的全球产业中分得一杯羹。
但一些经济学家和联邦政府的生产力委员会都警告称，政府补贴没有必要，会导致政府资金浪费，因为中国可以更便宜的成本生产太阳能光伏板。
争论的核心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没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澳大利亚制造商如何与进口商品竞争？
清洁能源专家表示，答案在于改变问题本身。
“问题在于全球供应链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澳大利亚先进光伏中心（Australian Centre for Advanced Photovoltaics）执行主任、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工程学教授雷纳特·伊根（Renate Egan）说。
伊根教授认为，澳大利亚需要与中国合作，包括欢迎中国太阳能制造商进入澳大利亚。
“这是唯一的办法，他们在技术创新方面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领先了20年。”
澳大利亚太阳能先驱穆里尔·瓦特（Muriel Watt）也同意这一观点。
瓦特博士说：“中国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大力推动研发，他们拥有迄今为止最好的技术。”
“我们已经落后了太多，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建造太阳能电池板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在这四个阶段中，第一步和第三步的技术含量最高。
澳大利亚唯一的太阳能制造商TindoSolar采用进口组件设计和制造模块。
这些本地组装的太阳能板仅占澳大利亚每年安装太阳能板总数的百分之一。
图注：深蓝色-中国
那么，澳大利亚应该将制造能力聚焦供应链的哪个环节？
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局（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Agency，ARENA）去年资助了澳大利亚光伏研究所（Australian Photovoltaics Institute，APVI），与德勤（Deloitte）和一些主要行业利益相关者合作，调查澳大利亚发展本土太阳能制造产业的可行性。
今年2月发布的《Silicon 2 Solar报告》，概述了澳大利亚建立国内供应链的“可靠且可行”的途径。
该报告建议以全球标准相对适度的规模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中多晶硅产量目标为10吉瓦，其他三个步骤为1吉瓦至5吉瓦。
总之，需要10年内政府投入32亿澳元的财政支持。
相比之下，预计2024年全球太阳能光伏产能将达到近1000吉瓦。
澳大利亚每年安装约5吉瓦的太阳能，随着化石燃料的逐步淘汰以及绿色氢等新能源密集型产业的上线，这一数字可能会增加至50吉瓦。
《Silicon 2 Solar报告》的合著者瓦特博士表示，澳大利亚首先应关注供应链的第一步和最后一步，即多晶硅精炼和太阳能组件组装。
“太阳能电池板组装线可以在两年内完成，但多晶硅精炼厂则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瓦特博士说，澳大利亚在制造太阳能电池板方面具有多项优势。
瓦特博士说，澳大利亚的另一个优势是它不是中国。为了减少对进口中国太阳能光伏板的依赖，美国、印度和欧洲也在加大太阳能制造力度。为此，他们正在寻找除中国以外的多晶硅来源。
“欧洲人和美国人不想购买中国产品，”瓦特博士说。
“如果我们能够与他们合作在澳大利亚设厂，我们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机会获得这些价值链收益。”
然而，世事难料。为保持全球太阳能行业的主导地位，去年年初，中国政府曾考虑禁止太阳能电池板制造技术的出口。
这项禁令可能适用于制造太阳能电池片所需的铸锭模具技术。
瓦特博士说：“我们必须努力赢得中国的信任，将生产线引进来。”
“我们希望我们的良好关系在此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因为（中国太阳能行业的）很多人与澳大利亚有往来。”
《Silicon 2 Solar报告》的合著者伊根教授认为，除了晶锭和晶片的生产之外，澳大利亚可能还需要中国在提纯多晶硅和大规模制造太阳能电池方面的专业技术。
“我希望我们能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合作，”她说。
气候能源融资（Climate Energy Finance）智库总监蒂姆·巴克利（Tim Buckley）对此表示同意。
“我认为制造业[知识产权]是一个挑战，但也是一个机遇，”他说。
“这是加强与中国合作的一种方式。”
那么，似乎担心失去太阳能制造全球主导地位的中国为什么要与澳大利亚分享其生产线秘密呢？
一种解释是，中国公司正在寻求多元化自己的供应链，并绕过像印度和美国对中国制造的太阳能板征收的关税。伊根博士说，不将太阳能制造局限于中国符合他们的商业利益。
“我认为中国本身就有多元化的愿望。
“中国的公司也拥有股东，并且像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公司一样运作。他们想要供应安全和市场准入。”
施正荣认为，鉴于澳大利亚已经从中国进口了大部分太阳能电池板，而且两国有着悠久的研究合作历史，中国公司有分析在澳大利亚生产可能性的“意向”。
“从头开始，需要支持和合作伙伴，需要供应链、工程支持和人才。一点点通过实践，就逐渐会建立起本地产能。”
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帮助可能意味着中国对澳大利亚太阳能制造商的所有权。
瓦特博士承认这可能具有政治敏感性。
“只要有人宣布这是一家中国全资拥有的企业，那就可以预见政治上的阻力，”她说。
“尽管我们似乎对其他国家拥有我们的供水系统、管道和所有其他一切都相当满意。”
在编写“Silicon2Solar”报告时，瓦特博士和她的合著者联系了中国太阳能制造商，询问他们是否考虑向澳大利亚扩张业务。一开始的反应都是惊讶，但他们得到的回应都是积极的。
“他们已经在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设立工厂，作为多元化的一种手段，但他们并没有考虑过澳大利亚，”她说。
“他们说，‘就是觉得，你们似乎不是一个制造业国家。你们什么也不生产。’”
澳大利亚是否真能成为太阳能制造国，部分取决于悉尼初创企业SunDrive的命运。
SunDrive于2015年由两名新南威尔士大学毕业生创立，之后迅速成为澳大利亚太阳能行业的佼佼者，获得了大量政府研究资金，并赢得了知名投资者的支持，其中包括Atlassian联合创始人迈克·坎农-布鲁克斯（Mike Cannon-Brookes）和前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施正荣也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校友，现任SunDrive董事长。
SunDrive的一项关键创新是开发了一种用铜替代银制造太阳能电池的专利方法，铜更便宜也更丰富。SunDrive表示，其结果是太阳能电池成本降低，发电量增加。
该公司已经在悉尼南部建立了一条20兆瓦的太阳能电池生产线，并计划在猎人谷（Hunter Valley）的利德尔（Liddell）发电站旧址建造一座商用规模的工厂。
该公司首席商务官施韦泽（Maia Schweizer）表示，利德尔工厂的产能将达到“数百兆瓦”。
“我们将尽可能扩大规模，同时还能将产品销往澳大利亚市场，”她说。
但该公司还有更大的野心。施韦泽博士表示，与其他制造商（包括中国制造商）的合作“为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辟了数百吉瓦的潜在市场”。
SunDrive要想在澳大利亚利德尔设厂，至少需要做到两件事。
首先是中国太阳能企业的持续支持。
“我们与中国公司建立了极其牢固和积极的关系……我们预计这种关系能够继续下去。
“要让这个第一家工厂取得成功，我们绝对要依赖这一点。”
第二个因素是政府的财政支持。施韦泽博士表示，如果没有这一点，SunDrive可能会在海外建立第一家工厂。
美国等国家正在提供巨额补贴来吸引国内太阳能制造商。
“归根结底，我们的投资者希望看到我们真正启动、发展并取得成功，”施韦泽博士说。
“因此，我们会寻找最适合实现这些目标的地方。”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澳大利亚将重蹈“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覆辙。
本周二，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局启动了为期六周的公众咨询程序，就10亿澳元的“Solar Sunshot”计划的设计征集意见。
Tindo Solar首席执行官理查德·佩特森（Richard Petterson）表示，澳大利亚应迅速采取行动，制定该计划。欧洲、美国和印度正在建立自己的太阳能制造产业，并寻求确保供应链的安全。
如果澳大利亚花费太长时间，“他们会说，‘我们不再需要你了。’”
“我认为再拖延下去是愚蠢的。”
Tindo公司已经在澳大利亚制造太阳能组件14年，他们在阿德莱德运营着一家150兆瓦的工厂，并在最近公布了在澳大利亚东部设立一座1吉瓦工厂的计划。
佩特森表示，事实证明，吸引私人投资用于这个价值1亿澳元的“超级工厂”是一个挑战。
由于美国《通胀削减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释放了数十亿美元给清洁能源产业注资，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投资“漩涡”，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这使得在澳大利亚资助清洁能源项目变得更加困难。
佩特森表示：“要求私营企业单独与其他政府支持的企业竞争是不合理的。”
他认为，如果没有Solar Sunshot的财政帮助，Tindo超级工厂就不会建成。
他估计，该工厂的规模经济将使Tindo公司能够将组件的制造成本降低10-15%。
这将使澳大利亚的产品价格与进口的高质量中国制造的太阳能板大致相同。
“为什么我们不能自行制造太阳能板？”他说。
“如果像过去30年那样认为我们做不到，那么最终我们本土生产的产品会越来越少。”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想，那么我们本土将没有工业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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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2024年4月23日，星期二。
今天的新闻提要：
台湾中央气象署称，从周一（4月22日）晚间到周二凌晨，台湾东海岸发生了80多次地震，一度在一小时内发生十余次。其中最强烈的为当地时间今天凌晨2:32分发生的里氏6.3级地震，一些地震造成首都台北的建筑物摇晃。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地震主要集中在东部农村地区花莲县。就在三周前的4月3日，该县才发生了7.2级的地震，造成至少14人死亡。4月3日的地震后，台湾已经发生了上千次余震。
今天凌晨发生的6.3级地震震源深度5.5公里，震央位于花莲县政府西南约17公里，而此前六分钟才在附近发生了里氏6级地震。
花莲市的统帅大楼已在此前的4月3日大地震中出现倾斜，随着昨晚地震不断，大楼不断有物品掉落。由于这栋楼之前已经是需要拆除的建筑物，楼内无人居住。
花莲另外一栋大楼富凯大饭店在昨晚的地震中出现倾斜，这家饭店正在装修，无人被困。
花莲县政府宣布，由于地震不断发生，今天停工停课。
台湾中央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健富昨天举行记者会表示，从周一傍晚开始的一连串地震都是极浅层地震，且频率较高，因此可以判断都是4月3日花莲地震的余震。
吴健富指出，目前统计，自4月3日起至今，主震加余震达935次，原因是7.2级地震后，地质结构需要长时间调整。
总的来说，余震数量在减少，大多数在规模3级左右，偶尔会达到4级，少数达规模5级以上。
由于震源深度浅，能量散发相当快，震动的范围局限在震央附近，不过台北盆地、高楼层仍有震感。
之前的余震大多在花莲北边近海，目前已经移到陆地，没有特别异常的情况。
吴健富还提醒民众，主震加余震导致山区土石松脱，加上近期下雨，尽量不要前往山区。
自上周四（4月18日）以来，中国南部人口稠密的珠江三角洲连日大雨滂沱，韶关、肇庆、江门等城市有一半被洪水淹没。
据官媒新华社称，广东省肇庆市有三人死亡，韶关市有一名救援人员死亡。目前仍有10人失踪。
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从被淹没的购物街和住宅区疏散居民。
据报道，截至周一（4月22日），广东全省约11万人已被疏散，另有25,800人被安置在紧急避难场所。
截至目前，广东北部4月的降水已经堪比常年5月下旬至6月的龙舟水，已有14个市县降雨量突破4月月雨量历史极值。
这个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的省份夏季洪水频发。2022年6月，广东遭受了六年来最严重的暴雨，其抵御破坏性洪水的防御能力受到了严峻考验，数十万人被迫疏散。
中国中央气象台将暴雨预警延长至周二晚间，预计中国南方大片地区，包括广西部分地区以及广东和福建省，将有大雨。
与此同时，邻近的江西省也遭受洪水袭击。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称，已有459人被疏散，1500公顷的农作物被淹，造成超过4100万元人民币（约合878万澳元）的经济损失。
科学家表示，由于全球变暖，中国的气候事件变得更加强烈和难以预测，破纪录的降雨和干旱往往同时来袭。
ABC中文《头条》仍在更新中，敬请关注！
新西兰中文先驱网 Kenny 报道 新西兰总理Christopher Luxon表示，他希望加强与台湾地区的贸易联系，但出于尊重“一个中国”的考虑，将排除访问台湾的可能性。
刚对东南亚三国完成国事访问的Luxon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的目标是在未来十年内实现新西兰出口额翻番，从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亚太国家地区的贸易。
当被问及亚太贸易是否包括台湾时，Luxon说：“是的，我们已经与台湾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
新西兰与台北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也不承认台湾为一个独立的国家。2013年签署经济合作协定全名为《新西兰与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的经济合作协定》。台湾方面一直希望将该经济合作协定拓展为完整的自由贸易协定。
Luxon在记者会上表示，新西兰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因此他没有任何前往台湾的计划。
“我们有一个长期政策，即‘一个中国’政策。它很重要，我们将继续恪守。在这一框架下我不会考虑（访问台湾）。”
但他没有透露是否会批准部长出行洽谈经贸议题，比如上周才访问完中国的贸易部长Todd McClay。
“我不讨论这个话题，”Luxon说。
“我只想说的是，我们有兴趣扩大全球贸易。我们希望出口翻番，并且将在任何地方寻找贸易机会。”
注：本文为新西兰中文先驱网编译/原创，欢迎转发分享；但严禁复制等未经授权的非法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使用授权请联系[email protected][/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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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呈阳性却未受处罚的消息掀起的轩然大波持续发酵，引发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美国反兴奋剂组织负责人之间的一系列指责和法律威胁。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泰加特（Travis Tygart）发表声明，指责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和中国反兴奋剂机构（CHINADA）“掩盖”中国运动员的阳性检测结果，“未能公平、公正地遵守适用于世界上其他所有人的全球规则”。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迅速做出反驳，称泰加特的言论是出于政治动机，“对他所发表的令人愤慨、完全虚假和诽谤性的言论感到震惊”。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表示将考虑对泰加特采取法律行动：“应该指出的是，在泰加特先生提出不实指控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别无选择，只能将此事提交给其法律顾问采取进一步行动。”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还指出，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多年来曾多次接受“涉及多名美国运动员的类似[违禁物质]污染结论”，泰加特“应该认识到，并非只有美国运动员才可能成为无过错污染情况的受害者”。
澳大利亚游泳协会（Swimming Australia）也就这一药检风波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表示欢迎“为确保公平竞争环境而对运动员进行的严格检测”。
澳大利亚游泳协会首席执行官罗布·伍德豪斯（Rob Woodhouse）说：“现阶段，我们正在向世界水上运动协会（World Aquatics，前称世界泳联）了解情况，在了解更多信息之前，我们不便发表更多评论。”
事发于2021年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前夕，2021年1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举行的全国游泳争霸赛中，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实施了兴奋剂检查。结果显示，有23名运动员的样本的曲美他嗪（TMZ）呈阳性。
曲美他嗪是一种治疗心脏病患者的知名处方药。众所周知，它可以帮助运动员提高耐力，缩短恢复时间。根据反兴奋剂规则，使用这种药物将受到严厉处罚。最近一个例子是俄罗斯花样滑冰运动员卡米拉·瓦列娃（Kamila Valieva）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被禁赛。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调查后认定，所涉运动员没有故意使用违禁物质，阳性也不是使用药品、营养品等因素导致的，而是在参加此次赛事期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了受到曲美他嗪污染的食物导致。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等管理部门接受了中国官方调查的结论，认定这些选手是在不知情情况下摄入违禁品，因此决定允许这些选手参加奥运会。随后，中国游泳队的30名队员在东京赢得了六枚奖牌，其中包括三枚金牌。据悉这些人还有可能继续参加今年的巴黎奥运会。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定运动员无过错或无疏忽，“根据相关规定，为保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不按兴奋剂违规处理且相关方未对案件提起上诉，处理结果不对外公布”。
因此此事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至周六（4月20日）《纽约时报》和《每日电讯报》爆出这一惊天消息。
《纽约时报》查阅了一系列相关的秘密文件和电邮，包括由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撰写并提交给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一份报告。《纽约时报》报道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世界泳联决定不就此采取行动，因为认定“缺乏可信的证据”去挑战中国方面的说法。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解释其对此案的处理时承认，当时在中国开展调查存在困难，因为事发2021年初时中国正实行新冠疫情封锁限制。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说，它当时咨询了律师，律师建议不应对此案提起上诉。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认为这些中国游泳运动员应该被暂停比赛并公开其身份，它指责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当时未采取行动“就是对未用药运动员背后捅上致命一刀”。
澳大利亚作为游泳强国，一向高度关注游泳项目中的反兴奋剂调查。
在与中国运动员相关的事件中，最著名的要数2019年韩国世界游泳锦标赛上，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马克·霍顿（Mack Horton）获得400米自由泳银牌后，拒绝登上领奖台与获得金牌的中国运动员孙杨同台，这一事件成为世界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头条新闻。
孙杨是有史以来获奖数量最多的游泳运动员之一，他所获得的冠军和奖牌数量仅次于美国的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
韩国世锦赛前，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委员会对孙杨破坏了采集他血样的小瓶进行了训斥之后就未加追究，孙杨才得以以自由之身参赛。虽然孙杨获得了冠军，但是并未获得霍顿的尊重，他将孙杨称为“嗑药骗子”。
孙杨一直否认有关他嗑药作弊的指控。
2020年，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推翻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委员会的裁决，认定孙杨损毁样本容器等行为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判孙杨“干预兴奋剂管控”，罚禁赛八年。但另一方面因无服用禁药证据，他之前取得的成绩与奖牌仍然有效。
孙杨对该裁决提出上诉，重审后禁赛期减至四年三个月。
有人建议以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马克·霍顿的名字命名一个游泳池，并竖立一座雕像以表彰他在戳穿嗑药作弊选手方面展现出的“勇气和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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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发表在《科学》期刊（Science journal）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中国82座大城市中，45%的城市土地下沉速度超过了每年3毫米，其中16%的城市土地下沉速度超过了每年10毫米。这不仅是地下水位下降造成的，也是建筑环境的重量造成的。
这份根据卫星数据进行的研究显示，中国近一半的大城市正在遭受“中度到严重”程度的地面沉降。
华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敖祖锐领导的研究小组说：“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九亿，因此，即使是一小部分土地下沉，也会对城市生活造成巨大威胁。”
研究人员表示，中国严重的地下水过分开采是造成地面沉降的主要因素之一。 城市从地下含水层抽水的速度超过了补充水的速度，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加剧了这种情况。过度抽水会降低地下水位并导致上覆土地下沉。
由于城市本身的重量不断增加，土地也在下沉。 随着时间的推移，沉积物的重量不断积累，重型建筑物压在地面上，土壤自然会压实，导致土地不断下沉。
城市沉降还会损坏建筑物和道路，并在下沉区域积水时造成排水问题，从而影响内陆城市。
该研究表明，由于地表下沉和预计海平面上升，中国大约四分之一的海岸将低于海平面。 研究发现，天津、上海和广州周边地区都受到这两个问题的严重影响。
该研究的合著者、北京大学教授陶胜利表示，上海市建造了数米高的堤坝系统，以预防下沉所带来的“后遗症”。上海及周边地区还一直在限制地下水开采，以减缓该地区的沉降速度。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沉降专家罗伯特·尼科尔斯（Robert Nicholls）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说，这并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甚至是国际性的问题。
今年 2 月发表的另一份研究报告称，全球约有6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临沉降风险。印度尼西亚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首都雅加达的大部分地区现已低于海平面。
尼科尔斯说，易受影响的城市可以从东京吸取教训，东京在上世纪70年代下沉了约五米，随后政府严禁抽取地下水。
根据2022年新加坡的一项研究，在44个受沉降问题困扰的主要沿海城市中，有30个在亚洲。
在美国，包括纽约市在内的数十个沿海城市也正在下沉。 荷兰25%的土地已经沉入海平面以下。墨西哥城可能是世界上下沉速度最快的城市，土地下沉的速度每年高达50厘米。
联合国安理会就接纳巴勒斯坦成为第194个会员国进行表决。美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反对，该决议被一票否决。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12票赞成，2票弃权（英国和瑞士），美国1票反对。
目前联合国193个会员中有138个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是一项决议草案要获得通过，安理会必须至少有九个成员赞成，并且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任何一国不得使用否决权。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说，安理会成员负有特殊责任，确保他们的行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并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要求。
他说，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的报告反映出，对于申请国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第四条规定的会员国标准，安理成员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他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帮助建立已准备好建国的属性，并注意到恐怖组织哈马斯目前正在加沙行使权力和施加影响——而加沙是本决议所设想的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解释说，正是出于这些原因，美国投了反对票。
伍德说，美国继续强烈支持两国方案。
他说：“这次投票并不反映对巴勒斯坦建国的反对，而是承认只能通过双方的直接谈判才能实现巴勒斯坦建国。”
投票前，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Vedant Patel）表示，美国“一直非常明确地表示，纽约[联合国]的不成熟行动——即使是出于最好的意图——也不会为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建国”。
这是巴勒斯坦第二次尝试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在上一次2011年的尝试中，它甚至未能进入投票程序。即使能够走到投票这一步，拥有一票否决权的美国也承诺会阻止这一决定。
作为正式入联的流程，首先需要在安理会获得批准，然后会被移交给联合国大会，在那里需要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支持才能获得最终的批准。
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地时间4月18日夜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行使否决权，阻止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为公然违背了国际社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强烈意愿，是“不公正、不道德和无理由的”。
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里亚德·曼苏尔（Riyad Mansour）在表决后情绪激动地告诉安理会：“决议没有获得通过不会摧毁我们的意志，也不会挫败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努力不会停止。”
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使用否决权。
以色列外交部长伊斯雷尔·卡茨（Israel Katz）对美国投否决票表示赞赏。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埃尔丹（Gilad Erdan）对投投赞成票的安理会成员说：“这是非常可悲的，因为你们的投票只会让巴勒斯坦的拒绝主义更加胆大妄为，使和平几乎不可能实现。”
中国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十分失望。
他说：“有关国家不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声称理由是巴勒斯坦国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我们对此不能同意。”
“巴勒斯坦作为国家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两国方案’的基础不断被侵蚀。有关国家对此视而不见，采取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现在又反过来质疑巴勒斯坦不具备执政能力，这完全是混淆是非的强盗逻辑。”
“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有关国家还质疑巴勒斯坦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暗示巴勒斯坦是否‘爱好和平’还是个问题。”
2004年，时任澳大利亚联邦国库财长彼得·科斯特罗（Peter Costello）推出了“婴儿奖金”（baby bonus），鼓励澳大利亚人多生孩子。
他当年有句名言：“人们应该为父亲生个孩子，为母亲生个孩子，再为国家生个孩子。”（have one for Mum, one for Dad, and one for the country）
然而，“科斯特罗”一代的婴儿成人后，澳大利亚出现了接近历史最低水平的生育率。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发布的最新数据揭示了澳大利亚未来可能的出生率走势。
统计局人口统计主管菲尔·布朗宁（Phil Browning）表示，从数据上看，澳大利亚的人口出生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到2034年，儿童数量将不及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
人口学家表示，澳大利亚可能面临两个主要挑战： 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资源不足。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人口学家卡努杜斯·罗莫（Canudos Romo）博士表示，即使生育率保持在目前的水平，澳大利亚的人口构成也可能在未来五年内发生变化，移民将成为劳动力的关键组成部分。
墨尔本大学（ 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彼得·麦克唐纳（Peter McDonald）也赞同这一观点。
他说：“如果没有移民，澳大利亚的人口将在大约十年内开始下降。
“只要生育率保持在1.6，并且继续像过去十年那样吸收移民，澳大利亚就不会存在严重的人口问题。”
近些年，澳大利亚有些公司尝试四天工作日，而新州Wollondilly乡镇地区的一所天主教私立学校舍瓦利耶学校（Chevalier College）刚刚结束了第一学期的四天到校上课制的试验。在这里学生可以选择周一在家自学，完成该做的功课，而无须到校上课。
到目前为止，已有100多名高中学生参加这一试验，他们认为这为他们的学习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谢里丹·康纳利（Sheridan Connelly）就是其中之一，她说：“我可以利用[周一在家学习的]时间自学或补觉，或者只是以适合我的方式度过。”
舍瓦利耶学校的助理校长丽贝卡·格雷厄姆（Rebecca Graham）表示，为了减少学生上大学后的辍学率，让学生养成自学的能力，他们采用了这种鼓励学生更加主动的学习方式。
墨尔本大学教育专家帕西·萨尔伯格 （Pasi Sahlberg） 表示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具有灵活性的远程教育是常态，但在疫情结束后，只有少数学校继续保持。
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学生在课堂上的时间比任何其他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孩子都多，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并不会带来更好的成绩。
萨尔伯格教授将澳大利亚学校的教学时间与学生在国际考试中的表现进行了比较，发现存在反比关系。
舍瓦利耶学院目前正在进行自己的研究项目，并将在年底决定是否永久采用灵活学习模式。
中国近期宣布超高速低真空管道磁悬浮系统项目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山西大同完成了全尺寸超导电动悬浮试验，试验列车的最快时速破纪录的达到了623公里。
据媒体报道，此次试验的超高速低真空管道磁浮交通系统采用超导磁悬浮技术，打破了中国国内全尺寸超导电动磁悬浮系统的最高速度，为今后的超高速超级高铁打下基础。
采用该技术意味着列车并不接触地面，而是悬浮在低真空管道中“飞行”，因此又称为高速飞车。
这种超高速列车的设计时速达到1000公里，超过了大多数民航客机的巡航速度，若将来正式投入使用，可能会成为地表最快交通工具。
该试验项目由属于军工机构的中国航天科工三院负责研制，结合了航空航天和陆地轨道交通技术。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全球试验性低真空管道磁悬浮交通系统中，中国建设的试验线号称在建距离最长、规模最大。
这条两公里长的试验线在2022年4月开工建设，2023年11月完工。
“这将改变任何一个需要千里迢迢运输物资的幅员辽阔国家的状况，”乔纳森·库德里克（Jonathan Couldrick）副教授说。
库德里克副教授任职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专注研究航空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系统工程。
他表示，提起远距离运输，“高速飞车”可能会彻底改变目前的运输状况。时速达到1000公里时，基本上就可以与航空航天技术竞争了。如果时速增加到4000公里，则整体形势就会发生变化。
库德里克副教授指出，如果是短途旅行，列车以高速行驶不久再减速就抵达目的地。如果某地的人口密度很大，需要出于工作目的将大量劳动力运输到其他地点，“高速飞车”的作用就会凸显。
想象一下，早上通勤时可以在约半小时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那么当前各人口密集都市的状况就会发生变化。那时，即便出生在远离各首府城市的人也可以早上搭乘超高速列车去大城市工作，下班后再搭车回家。
按照低真空管道超导磁悬浮列车研制部门中国航天科工三院公开的信息，“高速飞车”项目的第一步就是在时速达到1000公里时，建设区域性城际“高速飞车”交通网。列车时速达到2000公里时，就会建设国家超级城市群“高速飞车”交通网。时速达到4000公里时，便会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高速飞车”交通网。
中国学者发表在科学与医学资料库Science Direct上的一篇论文则指出，高速运输对各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尽一致，高速运输还会扩大已经存在的经济差距。
论文还表示，中国高铁对特大城市和发达城市的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但对其他城市则影响不显著。
时速1000公里，甚至更高的低真空管道超导磁悬浮列车的时速有朝一日投入运营，航空与高速铁路会受到致命冲击吗？
“如果这种列车能够研发出来，并投入商业运营，航空业会受到较大影响，”斯威本科技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航空系的系主任雷铮（Zheng Lei）教授说。
他以高铁为例进行了分析，指出通常在800公里以内的短途旅行中，如果飞机与超高速火车速度相似，便不再有速度上的优势，例如飞机经常晚点，往返于机场的时间也很长。
至于800-1500公里远的中程航线，票价相对便宜的高铁也具备一定竞争力，特别是在与那些容易延误的航班竞争的情况下。至于1500公里以上的远程旅行，则飞机具有速度上的优势。
不过，雷铮教授也表示这些都是理想状况，在某些情况下低真空管道超导磁悬浮列车系统与目前的高铁都不能代替航空。即便时速10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投入运营时航空业还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超音速客机，各航空公司依然会占据较大的市场。
雷教授解释说，首先，列车通常都在国内运营，因为跨国运输都要受双边协议约束，而且将轨道修到国外难度很大，有很多阻碍因素。所以，中国各航空公司都意识到这一点，积极开辟国际航线。
“同样，[这些因素的影响]对磁悬浮列车也一样，很难开辟国外市场，”雷教授说。
其次，目前完全没有办法在海洋及复杂地形条件下建造高铁或磁悬浮以及真空管道运输系统，而修建跨境列车轨道时经常会遇到海洋、山地等地形。
此外，鉴于成本，“高速飞车”这样的交通系统更有可能投入中国国内市场，特别是那些经济发达地区。“高速飞车”系统将北上广深这样人口稠密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后才具有一定的经济性。
反之，轨道交通不便的地方可能永远是民航的天下，因为修建、升级机场比铺设磁悬浮轨道或真空管道更具经济性，成本要低很多，而且无需占用大量土地。
库德里克副教授则从环保方面谈到了低真空超导磁悬浮列车的影响。
他表示，支线客机可能会被这种列车取而代之，执行支线客运航班中50%飞行任务（干线客机执行50%飞行任务）的支线客机可能会被“高速飞车”这样的交通工具替代。如果支线客机与“高速飞车”都以1000公里的时速行驶，则后者的碳排放要少很多，更加环保。
数据显示，支线客机的碳排放绝对值占比是干线客机的一半，但排放强度却与干线客机一样。
如果用超高速列车这样的交通工具来执行由支线客机实施的旅客运输任务，则澳大利亚的所有国内航班都可以轻易被取而代之。超高速列车不必像飞机那样按固定航线飞行，而是可以更换行驶路线。
他指出，如果从某条路线开始使用超高速列车，完全用这种列车替代支线客机，可能会减少3%或4%的碳排放。
虽然中国建设“高速飞车”系统在技术上可行，但资金问题是妨碍工程建设的一个关键因素。
中国低真空管道超导磁悬浮列车项目的团队负责人赵勇教授曾对中国媒体表示，缺乏资金支持是主要原因。
另一位专家，中国两院院士沈志云也曾透露，中国发展真空管道交通的难点是资金，而不是技术。
沈志云认为，这种列车使用的管道很长，还需要抽气。修建普通地铁的造价为每公里八亿元人民币，修建真空管道的成本则每公里10亿也不够。
雷铮教授指出，需要从技术与商业角度来考虑运营时间问题。从技术层面考虑，用25年时间投入运营应该可行。
但从商业层面考虑，就需要更多的信息和数据，比如建造真空管道磁悬浮列车的成本，详细计算平均到每个座位的成本是多少，每公里建造成本又是多少。如果计算结果表明这种列车的运营会在商业上处于劣势，则很难投入商业运营，除非政府给予大量补贴。
他以磁悬浮交通举例告诉ABC中文，磁悬浮列车技术是德国很早以前就发明的，但德国并没有将磁悬浮列车投入商业运营，因为德国人认为很难实现商业回报。而在中国，磁悬浮列车至今也没有得到普及，只是在上海有一条全长29.8公里的磁悬浮示范线。
中国“高速飞车”的设计时速为1000公里，但该项目的技术总负责人毛凯对媒体表示，列车的最终时速可达到4000公里（约3.2倍音速）。
这个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协和”式超音速客机与苏联图-144超音速客机的最高飞行速度，接近历史上最快有人驾驶飞行器SR-71“黑鸟”高空高速侦察机创下的最高飞行速度。
您可能会担心，普通人搭乘行驶速度三倍于音速的列车是否会出现不良反应？
“高速旅行不是问题，”乔纳森·库德里克副教授说。
他表示，回溯历史就会发现曾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若以100公里的时速旅行，人体就会燃烧或崩解。但现在，很多人可能每天都乘坐时速超过100公里的汽车旅行。
大概80年前，人类飞行器的速度突破了时速1000公里的大关。之后，不断有载人飞船发射到太空，时速至少达到40000公里（人造物体摆脱地球引力的最低速度）。
“高速飞行列车”的技术总负责人毛凯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安全是这个项目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高速对人体产生的危害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人的安全问题不能保障，这个项目肯定不会实施”。
库德里克副教授认为，人类非常有能力将低真空管道超导磁悬浮列车的时速提高到4000公里，科幻电影中看到的超高速旅行很可能会实现。
他对ABC中文表示，这种列车确实有潜力将时速从600多公里提升到1000公里，无论最终时速是否能达到4000公里，技术上都可能实现。
中国低真空管道磁悬浮列车最引人瞩目的特点就是速度飞快。
快到什么程度呢？最新一代波音737客机的巡航时速为848公里，中国高铁目前的运营时速则为200—350公里，然而，低真空管道磁悬浮列车在现阶段的设计时速就达到了1000公里。
为什么试验中的中国磁悬浮列车能跑这么快？
三个关键词：磁悬浮、真空、超导。
同普通列车相比，高铁的速度可以说是相当快了，京沪高铁的最高实验速度达到486.1公里。然而，列车时速若超过400公里， 空气阻力最少占总阻力的80%。高速列车在常压隧道中行驶时，空气阻力甚至超过总阻力的90%。
采用磁悬浮技术是提高列车速度的一种有效解决方案。与高铁不同，磁悬浮列车利用了磁极“同性相吸，异性相斥”的原理让车体浮在空中。这种列车利用永磁力、电磁力或超导磁力克服车辆重力的作用，并利用直线电机来控制控制列车的速度。
磁悬浮列车与轨道没有接触，减少了摩擦损耗，而且列车没有车轮，各种机械传动结构也少于那种车轮在铁轨上行驶的传统列车。因此车体重量较轻。
然而，普通磁悬浮列车在超高速行驶时依然会产生强大的空气阻力。要避免空气阻力导致的速度限制，一种方案就是将列车外形进行减少空气阻力的优化，并在低真空管道内运行。
在山西做试验的“高速飞车”的轨道摩擦力和空气阻力都大大减少，而且采用了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所以能够贴着地表进行超高速“飞行”。
所谓超导磁悬浮是利用低温超导材料和高温超导材料的抗磁性来实现磁悬浮。与普通磁悬浮比较，超导磁悬浮列车的主要优势在于车底与铁轨的悬浮间隙较大，行驶时速至少达到500公里，而且能耗很少。
2023年6月，澳大利亚创建了高铁管理局（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董事会接受了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将高铁梦变为现实”。
40年前，这个国家就提出了兴建高铁项目的设想，但至今还是纸上谈兵。那么，澳大利亚有可能去修建比高铁更有诱惑力的真空管道超导磁悬浮“飞铁”吗？
“他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会得到改变，[真空管道超导磁悬浮列车]会让一些情况发生改变。然而，要是想想澳大利亚，我们讨论高铁有一段时间了，但仅仅是高铁就有很多事情要做，甭说磁悬浮了，”库德里克副教授说。
他认为，从技术上说，真空管道超导磁悬浮铁道项目有可能实现，但还要考虑这样做的政治意愿、涉及的环境问题、科学或社会需求以及产生影响的政党联盟条约合法性问题。
在库德里克副教授看来，有政治意愿和社会需求不难，但必须拿到土地才能考虑真空管道超导磁悬浮铁道项目，相关技术才能得以应用。
他对澳大利亚的真空管道超导磁悬浮列车项目的可行性深表怀疑。过去40年，关于用高速铁道将主要首府城市连接起来的讨论一直没停，但获得项目用地需要极其庞大的资金。修建铁道的开支、占地费、建造费与维护成本加在一起是一笔巨款。因此，修建较长的高速铁道确实会对澳大利亚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莱尔德副教授则表示，他对澳大利亚有朝一日将拥有高速铁路网持乐观态度，但这需要一段时间来建设。
他不确定澳大利亚建设磁悬浮系统的可行性，但相信高速铁路网络可以逐步建设。
他表示，日本的情况就是个例子。1964年，日本的高铁线路刚刚超过500公里，现在日本拥有约3000公里高铁线路。
新西兰中文先驱网 Kenny 报道 去年6月23日，一名男子在Albany中餐馆用斧头袭击食客，造成六人受伤。他虽然因精神错乱被判无罪，但接下来的命运依然在等待司法裁决。
4月18日上午，25岁的孟凡荣（音，Fanrong Meng）通过视频在奥克兰地方法院出庭。孟被关在奥克兰精神病治疗机构Mason Clinic，法官Pippa Sinclair允许他作为特殊患者以安全方式接受审讯。
他申请永久匿名保护失败，媒体如今可以完整报道他的姓名。
本次庭审是去年11月听证会的延续。当时法官发现虽然孟犯下了暴力伤害罪，但他有“长期的精神病史”，曾被诊断患有强迫症和精神分裂症，因此孟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孟在袭击发生不久前持有效的三年工作签证入境新西兰。法庭获悉他以药价太贵为理由，在来到新西兰之前就停药了。
检察官Taniela-Afu Veikune表示，孟对其他人构成重大且持续的风险，因此应作为特殊患者被拘留在精神病治疗机构中。
但孟的律师Michael Kan表示，他的当事人不应被特殊患者令约束。他说法官应允许孟被遣返回中国，在那里他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并接受治疗。
法官根据1992年《精神健康（强制评估和治疗）法》下令孟作为特殊患者，继续被拘留在精神病治疗机构。
Sinclair法官说：“鉴于事件性质严重，公共安全必须是首要考量因素。”
孟的拘留期和他的最严重指控（致人严重身体伤害）挂钩。后者的最高刑期是14年，这意味着孟可能要在精神病治疗机构待上7年，然后被驱逐出境。
孟的律师Kan曾寻求给予孟永久匿名保护。他说如果孟的姓名被公开，可能会令其家人在中国成为非议和攻击的目标。
但法官拒绝了该申请。法官称没有证据表明公布孟的姓名会造成陷入“极度困难”的境遇。但法官给予了受害者匿名保护。
2023年6月19日晚，孟带着一根金属棍和一把劈柴斧头冲进Albany三家餐厅一阵乱砍，共造成六人受伤。
他首先在玛雅串串香里用斧头钝面多次砍三名用餐者，其中一人伤了头部，另外两人在举起胳膊自卫时，被砍到了手和前臂。
随后孟前往娇耳园，袭击了第四名受害者的头部，令其失去知觉；然后又袭击了第五人，后者在保护自己时被砍中手臂。
之后孟继续挥舞斧头，穿过停车场来到张亮麻辣烫，猛击第六名受害者的头部，以至于后者的头重重摔入了他正在吃东西的碗中。这名受害者继续受到攻击，但在倒地之前，他设法抓住了斧头，并一直抓着。两人扭打中一起离开了餐馆，各自握住斧子的一端，直到警察赶到后逮捕了孟。
受害者伤势各不相同，从有淤血和割伤到需要缝合头部伤口，其中一人需要紧急手术切除部分头骨。
孟的精神病学报告称在袭击时孟报告说出现了幻觉，他说有人触摸他，打他，想用刀杀了他。另一份医学报告称孟“去餐馆是因为在他被‘袭击’后，他认为餐馆里的人和袭击他的人长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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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4月16日）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举行了视频电话会议。这是美国为改善与中国军方的沟通、减少印太地区不安全和进攻性事件而采取的最新举措。
这是奥斯汀首次与董军海军上将通话，也是自2022年11月以来他首次与中国国防部长会谈。通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此时也正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本月访华之际。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少将（Pat Ryder）说，奥斯汀“强调了继续开通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军方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他还强调了尊重海上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南中国海。
莱德说，奥斯汀在与董军的谈话中还讨论了俄乌战争、对朝鲜的担忧以及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告诉记者，两国国防部长的直接沟通让美国有机会防止与中国的持续竞争演变成冲突。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自去年11月以来，美国没有看到中国方面任何不安全或不专业地拦截美国飞机的行为，但中国对菲律宾船只的胁迫行为有可能导致冲突升级。
中国国防部也就“国防部长董军应约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视频通话”发布新闻稿。
董军说，军事领域是确保落实元首共识、稳定两国关系发展、防止重大危机发生的关键。
董军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国的核心利益绝不容受损。解放军对于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决不会听之任之。
董军还表示，当前南海形势总体稳定，地区国家有意愿、有智慧、有能力解决问题。美方应认清中方坚定立场，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美中国防部长的通话一直广受期待。2022年8月，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北京暂停了与美国所有军方之间的联系。
去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晤，为两个世界大国之间关系的解冻拉开了序幕。
董军上将在去年12月被任命为中国国防部长，接替失踪了几个月后于10月被解职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李尚福的前任魏凤和在去年初拒绝了五角大楼提出的与奥斯汀通话的请求，当时正值美中因“间谍气球”事件导致关系骤然恶化。此前，奥斯汀曾于2022年在柬埔寨举行的国防会议期间与魏凤和会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华，预计访华期间将会提出美方对中国协助俄罗斯加强国防工业基础以应对乌克兰战争的担忧。
米勒表示，过去几个月，美方看到从中国运往俄罗斯的一些物资，被俄罗斯用于加强工业基础并生产一些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武器。美方对此非常担心。
据悉这些物资包括无人机和导弹技术、卫星图像和机床。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则表示，中国没有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也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或当事方，敦促美方不要诋毁中俄正常关系。
在乌克兰、加沙和其他地区发生冲突之际，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周二敦促日本在开发、生产和供应武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以加强我们的集体安全”。
伊曼纽尔大使在参观三菱重工的F-35战斗机工厂时说，仅靠美国已无法为所有民主国家提供武器。他强调了盟国之间加强国防工业合作的重要性。
上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华盛顿，强调了日本在世界事务中“不可或缺”，作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将做更多贡献，特别是在防务合作方面。
作为阿尔巴尼亚政府“澳大利亚未来制造”（future made in Australia）计划的一部分，昆州和南澳州的关键矿产项目获得数亿澳元的政府贷款。
位于昆州中部格拉德斯通（Gladstone）的澳大利亚首个高纯度氧化铝加工设施已获得联邦政府四亿澳元贷款。这笔钱来自总值40亿澳元的关键矿产开发基金（Critical Minerals Facility）、北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基金（Northern Australia Infrastructure Facility）和澳大利亚出口融资基金（Export Finance Australia）。
另外1.85亿澳元的贷款已获得有条件批准，用于快速推进雷纳斯科资源公司（Renascor Resources）位于南澳州斯维奥尔小镇（Siviour）的石墨项目。
这两个项目都将加工在锂电池和其他可再生技术中所需要的关键矿物。
总理阿尔巴尼斯说：“我们正在建设澳大利亚制造的未来，并在我们的乡镇地区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
据介绍，Alpha HPA公司的高纯度氧化铝加工设施预计在建设阶段将创造490个就业岗位，并在运营期间创造200多个职位。南澳州石墨项目预计在建设阶段创造375个建筑工作岗位，在运营阶段创造145个持续就业机会。
资源部长马德琳·金（Madeleine King）说：“澳大利亚的关键矿物和稀土是建设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风电场等可再生技术以及国防和医疗技术的关键。”
“通往净零碳排放的道路贯穿澳大利亚的资源产业。”
澳大利亚进入后疫情时代已经两年多了，然而，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的游客人数却没有出现有些专家此前预测的“V型”反弹。
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Austrade）属下的澳大利亚旅游业研究所（Tourism Research Australia）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到访澳大利亚的海外游客仅有660万人次，与2019年的水平相比，少了200多万人次。
2019年，有870万海外游客访问澳大利亚，旅游业价值1660亿澳元。
最新数字显示：
2023年，澳大利亚前五大海外游客来源国分别是：新西兰（恢复到2019年12月时的88%）、美国（恢复到80%）、英国（恢复到84%）、中国（恢复到38%）和印度（恢复到99%）
昆州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旅游研究所的吉·洛曼（Gui Lohmann）表示，海外游客返回缓慢有多种原因：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预测，澳大利亚旅游业可能要到2025-26财年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促进旅游业的政府机构澳大利亚旅游局（Tourism Australia）表示，赴澳旅行是远途国际旅行，恢复起来需要时间。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的旅游问题专家马内卡·贾亚辛格（Maneka Jayasinghe）表示，可负担性是吸引海外游客的关键因素，因此她建议州和联邦政府考虑补贴前来澳大利亚旅行的人。
贾亚辛格博士说：“降低成本的措施，例如酒店折扣、旅游套餐优惠和食品券，对于鼓励游客前往澳大利亚可能非常重要。”
据美国《航空周刊》（Aviation Week）报道，中国北京首都航空公司计划推出第三条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
在从青岛飞往墨尔本和悉尼的现有航班的基础上，首都航空将从今年6月16日起开通杭州飞墨尔本的航班。空客A330-200飞机将每周执飞三趟。这将使得首都航空成为继东航之后，第二家开通澳大利亚和杭州直飞航班的运营商。
受首都航空开通新航线的推动，未来几个月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直达航班运力预计将增加。
按中国运力计算，澳大利亚目前是中国第11大国际市场，领先于英国、阿联酋、德国和美国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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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官媒从中国驻悉尼总领馆了解到，周六（4月13日）下午在悉尼Bondi Junction一购物中心发生的持刀行凶事件中，目前澳方确认有一名中国公民死亡，另有一名中国公民受伤。
ABC中文正在向新州警方确认这一消息。
中国官媒的报道称，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对此不幸事件感到万分悲痛，第一时间电话慰问死伤者家属和受伤中国公民。下一步，驻澳使领馆将同死伤者家属、国内相关部门以及澳方保持联系，全力为相关后续事宜提供协助。
目前确认的五男一女共六名死者中有两人在澳大利亚没有家人，此前警方称正在联系这两人在海外的亲属，确认死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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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与马英九继2015年在新加坡首次会面后，时隔九年在北京再度会面。两人握手长达16秒，习近平笑着对马英九说“你都没变”。
作为台湾前总统和前国民党主席，这是马英九第二次访问中国。北京方面给出了极高的接待规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和蔡奇以及国台办主任宋涛、副主任潘贤掌参加会见，分析认为，这反映了北京对马英九一行的“高度重视”。
中国官媒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0日下午在京会见马英九一行”。报道中习近平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会见马英九，而对马英九只是直呼其名，并没有提及任何头衔。
据中国官方的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重申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坚决反对“台独”。
习近平说：“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
“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势。”
“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美好未来。”
“我们有能力带领14亿多大陆同胞过上好日子，也完全有能力同台湾同胞一起共创美好未来。”
马英九在开场致辞时说道，两岸如果发生战火，对中华民族都是不可承受之重，两岸的中国人绝对有足够的智慧和平处理两岸争端，避免走向冲突。
中国官方报道称，马英九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
台湾媒体注意到，马英九在致词时，提及“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百年屈辱”，但他一开始先说了“中华民国”，后迅速地更正为中华民族。
分析认为此前台湾各界关注马英九是否敢在习近平面前提“中华民国”，马英九的这一“口误”其实是故意的，是为了对台湾内部政治有所交代，让蓝营人士松了一口气。
台湾陆委会昨晚发布新闻稿表述政府立场，首先强调马英九是以私人身分赴陆从事相关交流活动。
陆委会批评中共借由“马习二会”大肆宣传“九二共识”、“促融促统”及反对“台独”等主张，“此种企图抹煞我国家主权地位，片面设定两岸终局的政治框架，完全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台湾主流民意早已坚定拒绝”。
陆委会强调，两岸差异不在于语言或文化，而是政治体制与生活方式，“马英九未能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公开传达台湾人民对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及民主自由体制的坚持，有违台湾社会的期待，对此深感遗憾”。
根据陆委会4月份民调结果，近八成民众不认同中共所提坚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下，两岸才能恢复对话（78.8%）；近九成民众支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88.8%）；91%的民众主张台湾未来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91.1%）。
陆委会声明还指出，当前中共持续以文攻武吓、外交霸凌、经贸胁迫等手段对台复合性施压，企图迫使台湾接受其单方设定的“一中”框架，这是造成台海情势不稳定的根源。
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华盛顿举行首脑峰会后宣布，两国军队将通过联合指挥机构开展合作，并将与澳大利亚共同开发一个新的空中导弹防御网络。
“今天，我们宣布了我们的愿景，即在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就一个网络化的防空架构进行合作，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空中和导弹威胁。”
两位领导人并没有进一步透露关于该导弹防御系统的细节，不过该系统被认为将着眼于对抗中国和俄罗斯。
本周早些时候，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的国防部长证实，日本可能很快会加入奥库斯协议（AUKUS）的“第二支柱”。“第二支柱”是奥库斯一项共享技术、共同开发和提供军事能力的计划，重点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抗衡中国。
拜登在周三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奥库斯防务合作伙伴关系正在探索让日本如何加入我们在第二支柱方面的工作。”
岸田文雄通过一名翻译表示，关于日本可能为奥库斯伙伴关系做出的贡献，“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奥库斯第二支柱愿景完全具体化”以及具体项目工作的开始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毫无疑问，日本带来了很多东西，”这位官员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宣布奥库斯合作伙伴希望尽快与东京开始磋商。”
目前可以明确的是日本对奥库斯的参与不会延伸到其核心的“第一支柱”，即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
日本参与奥库斯计划以及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近日把奥库斯与台海局势相关联起来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此次对美国的正式国事访问及美日领导人的联合声明表明了两国盟友关系“自建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升级”，也标志这两个二战宿敌进入了自几十年前成为盟友以来最密切的合作。
美日两国已就防务合作达成约70项协议，其中包括升级驻日美军指挥机构，使其在危机中能更好地与日本军队合作。
拜登和岸田文雄还宣布，日本宇航员将参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登月任务。
两人约两个小时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动荡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和中国的行动。
联合声明提到两国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和胁迫改变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现状的企图，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两国领导人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最近所采取的“危险和升级性的举动”，并重申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岸田说，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台湾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承诺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单方面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现状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无论它发生在哪里。”
他说，美国和日本将继续应对此类行动，包括来自中国的挑战。
岸田还说，“关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
岸田将于周四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并与拜登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一起出席美日菲三国峰会，预计会议将重点讨论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问题。
一位美国官员说，中国正试图孤立日本和菲律宾。拜登本周在华盛顿会见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目的是“翻转剧本，孤立中国”。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可能会放弃对澳大利亚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的追捕。目前阿桑奇正在英国打官司，寻求通过法律手段阻止被从英国引渡到美国。
拜登昨天与岸田文雄举行会晤前被问到对澳大利亚要求美国结束对阿桑奇的起诉是否有回应，拜登说：“我们正在考虑。”
阿桑奇的困境一直是美澳紧密联盟的痛处。今年2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及其他议员通过一项动议，敦促美英两国终止对阿桑奇的起诉，允许其返回澳大利亚。
拜登的这一回应也是自澳大利亚通过这项动议以来首次公开谈论这一问题。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拜登的回应“令人鼓舞”，澳大利亚将继续其外交努力。
阿尔巴尼斯今天早上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这件事必须有个结论，阿桑奇已经付出了重大代价。阿桑奇先生继续被监禁不会有任何好处。”
最近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Nature Geoscience）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地表水和地下水中含有“永久化学物质”PFAS（即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的浓度令人震惊。
这种“永久化学物质”常见于不粘锅和食品包装等日常产品中，与癌症和出生缺陷等严重健康问题有关。
在分析了全球各地4.5万个水样之后，此研究的作者发现许多水样超出了建议的PFAS含量，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研究显示，全球69%的地下水样本超过了加拿大PFAS的最低标准，其中6%超过了欧盟的标准。
澳大利亚、中国、美国和欧洲部分地区成为PFAS高浓度的全球热点地区。
该研究的作者之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教授丹尼斯·奥卡罗尔（Denis O'Carroll）说：“澳大利亚的许多水源样本都超出了PFAS监管限值。”
他指出，采样水平含有PFAS如此之高，让他感到惊讶。
他说有些水样超标5%以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标50%。
虽然PFAS被认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地表和供水系统的污染程度仍不确定。
“饮用水基本上是安全的，”奥卡罗尔教授说。
被称为PFAS的化学品“家族”非常庞大，这些以氟为基础的化合物有超过4700种。
PFAS结构由长度可变的全氟化碳链和带电荷的官能团（例如羧酸或磺酸）组成。因此，它们可溶于水，并可以随着工业释放，污水处理厂的排放，雨水径流，灭火泡沫的释放等方式进入水源。除了饮用水、这种永久性化学物质还可以通过灰尘，甚至人体血液中被检测到。可以肯定的是，在人们家里和身体里都有PFAS。
这类物质最大的特性就是具备“稳定及持久性”，如果是在自然环境中，它可以持续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不被分解，甚至在人体中都能够不受人体代谢从而一直存在，一旦体内含量超标很有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发表在《世界人口评论》（World Population Review）上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澳大利亚人是地球上第二大“最滥情”国度，25岁至44岁之间的澳大利亚人一生平均有13.3个性伴侣。
两项追踪研究（longitudinal surveys）发现，澳大利亚仅排在土耳其（14.5个）之后。中国人一生的性伴侣数为3.1个，排名倒数第二，印度人“最专情”，倒数第一。
图注：红色- 澳大利亚
调查发现，接受调查国家的一生性伴侣的平均数是九个。不过，这个研究的数据基于自我报告，这可能会导致“社会期待值上的偏差”。
该报告的作者指出，平均而言，女性自我报告的性伴侣数比男性少了68%，这可能是由于社会偏见所导致的。
图注：蓝色-男性；红色-女性
他们还指出，与老一代人相比，年轻一代可能对自己的性经历更加开放，而老一代人可能会少报其性伴侣数量。
南部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临床心理学家丹尼尔·布朗（Daniel Brown）表示，虽然调查显示澳大利亚人一生中性伴侣的数量多，但性行为次数却比以前有所减少。
“我们都沉迷于手机......所以没有尽可能多地去做爱，因为太忙了，”他说。
同时又是人际联系心理学机构（Connections Psychology）主任的布朗先生表示，30年前，澳大利亚人平均每周做爱两次，但根据澳大利亚健康与关系研究（Australian Study of Health and Relationships）的数据，现在已降至每周1.5次。
布朗博士说，年轻一代的第一次性行为年龄也有所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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